圖①：北京奧運圣火在巴黎傳遞時，當地留學生和華僑華人組織起來保護圣火。圖為他們在埃菲爾鐵塔前合影。人民視覺

圖②：在韓國首都首爾的中國留學生舉行抗議活動，抗議日本購島行為。人民視覺

圖③：泰國敬師節，在泰的中國留學生向恩師獻花表達祝福。孫廣勇攝

版式設計：蔡華偉

祖國母親生日之際，遠涉重洋的海外學子更加思念家鄉和親人，綺麗的中國夢在年輕的胸膛激蕩。他們和記者暢談自己的理想：“現在正是中國發展的好時候，也正是圓夢的好時候。祖國在召喚！”

加拿大渥太華學聯主席彭丁蘭——

為國奮斗不迷失

本報駐加拿大記者 李學江

不斷有熱氣和茶香從她手里的中國瓷杯中冒出來，“終于要回去了，”在紐約華爾街的金融寫字樓22層，她看著窗外說。

12年前，她從中國來到加拿大首都渥太華讀書，后來在舊金山大學攻讀MBA專業，畢業后回到加拿大金融研究所工作。一年后再次到美國，邊工作邊讀博。

當初，因為外教老師說美國是全世界最有權威的金融中心，她就來了。她的博士論文在美國金融期刊登載。她的導師把它作為教材，對學生說：“沒有學過中國的經濟，不叫學過經濟。都來讀讀吧。”

如今，她決定回國任職。回國，只為圓一個中國經濟復興的夢。

她，叫彭丁蘭，29歲，美國某金融分析公司的分析師。

“回國？”我問。

“是的。我給你講幾個故事。”

“2009年，渥太華，肯街，加華文化中心。一個60多歲的老人告訴我，因為種種原因，華人曾失去原來的活動場所。‘那時候看到很多老華僑在原址不肯走、掉眼淚，一時間華人連一個聚會的地點、搞文娛的場地都沒有。真感覺身在異鄉為異客。’說到這兒的時候，老人也動感情，掏出手絹擦眼睛。

“老人和幾個僑領出錢，也靠眾多華人募捐，買下了一個1500平方米的教堂，改建成文化中心。

“這個人姓黃，曾是加拿大國家科學院首席科學家、加拿大航天航空學會理事。為了買下這個場所，他拿自家的房子做抵押，只為圓一個傳承、復興中華文化的夢。”

“還有呢？”

“2008年，舊金山，范·尼斯路。那年，我認識了一個‘85后’，流利的英文，非主流的態度，喜歡穿緊身背心和破洞的牛仔褲，愛聽‘嘻哈音樂’。一天深夜，她把我拉起來，舉著幾面自己做的小國旗說要去保護火炬。到了范·尼斯路，果然有很多華僑華人，大家打出‘熱烈歡迎北京奧運圣火’的旗幟，并租用直升機打出橫幅‘西藏永遠屬于中國’‘歡迎到北京看奧運會’。回家的路上，她居然不停地掉眼淚，說她從來都不知道原來自己這么愛國、國家強大讓她這么興奮。其實她從不曾落下任何一場當地愛國活動。她姓韓，26歲，學習大眾傳媒，只為圓一個民族團結的‘中國夢’。”

“你以為，‘80后’、‘90后’的中國年輕人需要什么？”

“我們這一代充滿自信，犧牲個體、成全大局，可能不是我們的時代背景。但是，我們仍然需要一種為集體、為民族奉獻的精神，不然，我們的存在就沒有了歸屬感，沒有了根。

“新中國成立100年的時候，我們已經六七十歲，那時的國家是否更文明、更進步？我希望回首一生的時候，能看到自己是扎扎實實走過來的，能把自己的奮斗同國家、同集體、同他人聯系起來，這樣我就沒有迷失。”

“我相信，我們‘80后’、‘90后’會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堅定地走下去。我相信，走我們自己特色的復興之路，中國夢就一定會實現。”彭丁蘭秀美的臉龐上露出一絲無法忽視的堅毅。

中國留俄學生總會前主席尹斌——

人人都代表中國

本報記者 施曉慧

在俄羅斯學習多年，尹斌曾參觀訪問了許多與我黨歷史有關的地方，感受老一輩獻身革命、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國際兒童院，是當時養育中國紅色后代的地方。在這里，毛岸英、毛岸青半夜偷偷聽廣播學習；劉允斌在菜園開荒勞動，參加自給自足生產，照顧小學弟小學妹；劉愛琴在寒冷的冬天用鋼筆練字，墨水凍住了，放在棉襖里化開后繼續寫字……在老院長的介紹下，每一幅畫面都那么真切。當祖國陷入戰亂之時，他們在異國他鄉艱苦地學習、生活、鍛煉，從沒有退縮與失望，那是因為他們有著深深的強國復興之夢。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就是學好俄語、學好專業，在祖國需要的時候把自己的全部甚至生命獻給祖國。

尹斌說：“今天，我們當代留學生，同樣真切地感受到個人發展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項光榮而艱巨的事業，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之努力。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習總書記的每一句話都說到我們的心里。有國才有家，國強大了，家才能溫暖，國家強大了，才有海外中國人的自豪。”

長期生活學習在海外，你叫什么？你是誰？你可能覺得沒人關心。但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的代表，這個事實改變不了。每次尹斌和來俄的新生座談的時候都會說：你隨地扔一個小紙屑，隨地吐一口痰，無形之中就給祖國母親抹黑了。駐俄大使李輝在接見留學生代表的時候也說道：“我是官方的駐俄大使，咱們在座的每個學生、每個在俄的中國人都是民間大使。”

每個學子在海外生活學習時都是一個個體，但是這些個體又都由一條線連著，那就是祖國母親的思念之情。祖國的細微變化，都在牽動他們。他們曾為了無數瞬間歡呼雀躍過，也悲痛傷心過。當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成功舉辦時，他們感覺到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自豪；當汶川特大地震、南方雪災發生時，他們又無比沉痛，海外華僑華人也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關心、支持受災群眾。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國旗升起、聽到國歌奏響時，他們都忍不住站起身，眼里含著淚水，這種感覺，只有長期身在海外的人才能夠體會。每逢中國重大事件的直播，如國慶60周年的閱兵，“神六”到“神十”的升空與返回，奧運會的隆重開幕與閉幕，十八大的勝利召開，即使存在時差，他們都滿懷激動地堅持收看。因為正是那樣的時刻，特別感受到祖國的強盛和偉大。

有強大的祖國，在海外的留學生腰桿挺得直，沒有后顧之憂。當有人說中國的不好時，哪怕只是點滴小事，他們都會據理相爭。雖然當代中國仍然面臨問題，但是他們相信黨，相信祖國。建設強大祖國的接力棒即將傳給這些年輕人，雖然現在尹斌學業未完成暫時不能報效祖國，但是他至少給身邊的各國好友傳遞了一個信息：當代中國年輕人都是好樣的，熱愛學習，勤于鉆研，都無比熱愛自己的祖國，中國的將來無限美好，“美麗中國”必將實現。

南非開普敦大學博士生魏晨——

用自信促進理解

本報駐南非記者 苑基榮

“聽到習總書記對中國夢的描述時，內心激起了一層漣漪。當思緒慢慢展開后，這層漣漪擴展開來，越來越澎湃。”采訪一開始，魏晨帶有詩情畫意的語言就吸引了記者。

在開普敦大學計算機系攻讀博士的魏晨，聊起7年來的南非生活，感慨萬千。

他說，剛來南非時，電視里還鮮有關于中國的新聞。他記得與一位納米比亞碩士生爭論過中國人到底是黃種人還是白種人。當魏晨說自己是黃種人時，對方嘲笑說，從沒聽到過黃種人這一說法，堅定地認為他是白人。令魏晨困惑的是，至今在填寫各類表格時，“膚色”這一欄都沒有黃種人的選項，所以魏晨總是在“其他”欄里寫上“中國人”。

慢慢地，他發現非洲電視里關于中國的新聞多了起來，當地朋友對中國的興趣也越來越濃，為此自己不得不狂補中國的歷史課、地理課。他說，非洲人的問題很廣泛，男生往往對政治宗教很感興趣，光講中國的政治體制、近代史還不夠，常常還要衍生到古代文明史；非洲女性往往對生活類事情比較感興趣，魏晨的師母酷愛淘寶網，總是詢問他有無朋友回國，能不能幫她帶一點小東西回來。

自2008年開始，關于中國的報道鋪天蓋地地出現在非洲媒體上。用魏晨的話說，現在南非每天的新聞，不說兩句中國都不算一個完整的節目。中非關系發展深入，吃中國菜、交中國朋友、學中國話、和中國做生意，這些在非洲大陸慢慢成了時髦。

有一次，他在南非機場免稅店結賬的時候，一位清純靚麗的女士靦腆地問他是不是來自中國，隨后優雅地拿出一張紙、一支筆說，能不能給她起一個中文名字。“那你叫什么名字？”“克莉斯汀娜……”一群服務員都涌了上來，每個人都想起個中文名字。這個經歷讓魏晨著實過了把作為中國人的癮。

魏晨說：“作為‘80后’，我慶幸生長在這巨變的時代，親身體驗不同的時期、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我們能理解西方文明，但我們的文明被世界理解起來還有些困難。”

魏晨經常跟當地人說：我們的愿望是“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我們的方式是“順勢而為，無為而治之”；我們的心態是“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些都是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精髓，只是要理解這樣的文化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首歌、一部電影、一段文字，而是需要對一個具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進行深入了解。相比那些刺激感官的流行文化，中華文明深刻而又復雜，了解它需要漫長的時間。

“幸好，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中國文化傳承的最好載體！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路途上，我們每個中國人都需要堅定這份自信和篤定。”魏晨說。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徐桐——

銘記祖國的召喚

本報駐日本記者 劉軍國

他叫徐桐，是一名陽光帥氣的“80后”，曾就讀于東京大學，與其他同齡人一樣，他在追求自己夢想的同時學會了承擔社會賦予的責任。

他對于黃河邊上那些雖然有著悠久文化、美麗風景和建筑，卻因為年輕人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幼留守而日漸空心化的老城感到非常心酸。他看到了文化相近的日本在這方面幾十年的經驗，于是，在25歲生日的當天，懷著忐忑與期待的心情，揮別送行的家人，只身東渡扶桑。

剛到日本時，有許多在日本已經生活多年的前輩問他，將來的計劃是不是留在日本，享受相對優越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他承認，日本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但認為這并非他的個人理想。

2009年年末，他參加完日中友好協會舉行的“忘年會”之后，被日本友人領到一處頗有紀念意義的地方——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2丁目20號，“東亞高等預備學校”舊址。天津大學畢業的徐桐熟知周總理1919年在南開大學參加風起云涌的五四運動，但并不清楚19歲的周恩來曾在日本求學。他告訴記者，那一天望著眼前紀念周總理的紀念碑，他心中在探尋的個人夢突然有了方向，他認為周總理那句“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就是給他個人夢最好的回答。

在到達日本的第二年，在學習之余，他也積極參加同日本朋友的交流。這一年，在他參加的所有和日本友好人士交流的場合，關于“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消息，一再被提及。他感到，在大部分日本友人發出良好祝愿、并認為是中日兩國共同發展的契機的同時，也夾雜著一些酸酸的聲音；他也自豪，因為中國強大了。但在不經意間點開的一組來自網上的甘肅小學生的午餐照片深深觸動了他——在祖國的邊遠地區，正在長身體的小學生，連中午的一頓白米飯也成為奢望，要用摻雜著玉米面的雜糧來替代，甚至有些要在中午餓肚子，到晚上走完幾十里山路回到家才吃。這讓他更加相信，在13億人口基數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不意味著已經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是需要一代代人，特別是“80后”青年人在追求個人夢的同時，銘記歷史使命。他反問自己：周總理一個世紀之前的“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個人夢與中國夢過時了嗎？

2012年，除了忙畢業論文外，他的神經也被發自日本右翼的所謂“購買”中國釣魚島的鬧劇所牽動。真正對此段歷史有清醒認識的日本友人無法表達，而普通民眾卻受到被右翼裹挾的媒體誤導。此時，作為全日本中國留學人員友好聯誼會會長，他與“80后”為主體的在日中國留學生集體發出了《期許與所有正視歷史、堅持走和平道路的日本人民發展友好——全日本中國留學人員友好聯誼會致日本中日友好人士的公開信》，堅決反對和譴責日本政府對釣魚島“國有化”，也傳遞出對所有日本的中日友好人士的期待。

他告訴記者，這一1895年起便懸在中國人心頭的痛再次讓“80后”為主體的在日中國留學生認清了“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個人夢和中國夢。他更加深刻地意識到，“80后”一代在追求個人夢的同時，身上所肩負的報效祖國的歷史使命并沒有遠去，相反，祖國的召喚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