癥狀之三是，社會結構趨于定型，固化為“貧富分化”的斷裂社會。

報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社會氛圍或社會心態：其一，由于社會中的門檻加高，社會活力大大下降。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嫌貧”的集體意識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比如在農民、農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矛盾的激化往往與這個因素有關。”

癥狀之四，就是誤判社會矛盾形成的拘謹心理和“維穩”政策導向。

“近些年來，社會矛盾有明顯增加的趨勢，應當說，一些本來是市場經濟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其中絕大多數并不會形成對政權和基本制度框架的嚴重威脅。但近些年來，有關方面產生了嚴重的誤判，形成了一種不穩定的幻象。”

在這種判斷的基礎上，“大維穩”模式形成了。它將社會的大小事都與穩定聯系起來，“動員社會資源進行全方位維穩，將一些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常規化、體制化，使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處于一種很不正常的狀態”。

報告指出，用“維穩”的理由拒絕實質性改革，是“轉型陷阱”的典型邏輯。“僵硬的維穩思維以及大維穩模式，最終結果往往反而是激化社會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變為對體制的懷疑和怨恨。”

癥狀之五，社會潰敗日漸明顯。“首先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權力失控，暴力截訪、血腥拆遷；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轉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轉型陷阱”下的體制，是怎么逐步定型下來的？

報告指出，它以權力與市場的奇異結盟為特征。“往往是權力與市場手段的交替結合使用，在權力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權力手段，在市場手段方便的時候使用市場手段。”

報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體崛起的過程中，下述過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國企改制、礦產資源開發、土地開發、房地產熱、企業上市融資……既得利益集團迅速支配了土地、礦產、金融資源，涉及遍布全國的基礎設施、城市開發、公共工程、農村水利建設以及能源、電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業。

“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種體制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制打碎為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

由此，報告也解析了目前中國思想界“左派”和“右派”爭論的混亂。“因為在過去許多年中，人們一直把權力和市場看成是兩個截然對立的東西，兩者關系是此消彼長的。”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把“左”理解為對這個混合型體制中“市場”或“資本”因素的警惕，將“右”理解為對“權力”因素的警惕。反過來說，“左”是在為“權力”因素呼喚，而“右”是在為“市場或資本”因素呼喚。

“在打破轉型陷阱之前，無論哪種呼喚，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團借用，變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而當人們還在為我國“市場化改革不徹底還是過頭”爭論的時候，一些權力的非市場化和商品的市場化相銜接，已經成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從行政上獲得廉價的土地和資源，然后再以高價格賣到市場，還有比這種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團聚斂財富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