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的、青紅磚間雜的墻面，半圓形的拱頂，逐層挑出的門框裝飾，高聳朝天的塔樓，窄小的窗戶……位于上海市虹口區舟山路附近的這些老建筑，看起來與周圍的環境格格不入。
外來游客和年輕的當地人多半這么看，但每當真的有人抱怨這些建筑的“破舊”和“不合時宜”時，總會有上了年紀的老人跳出來，用老上海獨有的驕傲語氣反駁著，“阿拉這里以前是猶太人住的！有人叫伊‘小維也納’！”
老人的話里，包含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一段歷史——為了躲避納粹，3萬多名猶太難民涌入上海，寓居于此，躲過了屠殺。當時，十多萬當地人與這些特殊的客人一起生活，福禍相依。
誰救助了這些無家可歸的猶太人？誰是中國的辛德勒？剛剛問世的長篇小說《遠東來信》給出了答案，小說的作者張新科告訴現代快報記者，中國的辛德勒不是一個單個的英雄，他是當年向數千猶太人發放前往上海簽證的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他是難民們抵達上海后善待他們的上海人，同時也是上海這座特殊的城市，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
張新科希望以更通俗的方式，也就是一部小說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
一個“小豆腐塊”激起一部“命運之作”
幾個月之前，在江蘇作家圈里，張新科的名字并不響亮。他不是科班出身，也極少參與作家們之間的活動，而且，掛著揚州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這個行政頭銜，也讓不少清高的文化人對他“敬而遠之”。
這一切在2013年第5期《當代長篇小說選刊》出版后得以改變——這一期的雜志上，收錄著張新科的新作《遠東來信》。這是一部長篇小說，講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名猶太男孩流落中國的經歷。通過這個男孩的眼睛，張新科向讀者展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近來，關于這部小說的討論特別熱烈，有人贊譽《遠東來信》是中國版《辛德勒名單》；有人認為這部小說描繪的歷史畫卷宏大真實；就連茅盾文學獎得主畢飛宇，也認為這本書是張新科的“命運之作”，這樣的“命運之作”也許不是最好的，但它只能由被命運指定的作者完成。
“確實是命運之作，這本書一共35萬字，我從準備到完成，足足用了18年。”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年齡接近半百的張新科語氣里隱隱有些興奮。
1995年，青年張新科遠沒有現在這樣沉穩，那時的他，是一名留德博士，正在被國外同學的冷嘲熱諷所困擾。“當時的大學校園里，同學之間時常說起第二次世界大戰，英法的同學常常嘲諷中國留學生，說在整個二戰中，中國人更多的時候是在為自己而戰，對于其他國家民族沒有幫助。中國人缺少‘國際情懷’。”張新科說，當時所有人的中國人都很氣憤，卻苦于沒有詳實的歷史資料，無從反駁。
直到有一次，張新科坐火車從漢堡前往柏林時，在當地德文報紙的夾縫中，看到了一個豆腐塊大小的故事。故事是有關猶太人和上海的：在二戰期間，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向數千猶太人發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免遭納粹的殺害。當時，有數萬名猶太人寄居上海，直到戰爭結束。
這則故事讓年輕的留學生從座位上跳起來，發掘出這段流傳不算太廣的歷史，成了當時他腦子中的唯一念頭。
沿著猶太難民的足跡尋找即將湮滅的記憶
張新科在德國學習的是教育管理，在此之前，他學的是理工科，這些都跟歷史毫不沾邊。而且，不管是在當時的德國還是中國，想要找到與此相關的史料，都十分困難。
張新科不得不采用了“最笨”的辦法。他一方面從當地的史料記載中繼續尋找線索，一方面背著行囊，行走于德國、法國、波蘭、捷克等地的猶太集中營、各種相關博物館，以期尋訪到納粹暴行下的幸存者和見證者。這段時間里，他收集了大量素材。回國后，借著在上海任教的一年時間，張新科又游走于上海的大街小巷，他找到了猶太人登陸上海時的碼頭、猶太人在上海經營的店鋪、他們留下的摩西會堂以及當年與猶太人比鄰而居的上海老人。
動筆寫《遠東來信》是在2011年，之前，張新科已經花了16年時間搜集相關的資料。這些大多只是一些只言片語的資料，已經成了張新科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的家中，有關德國、上海和猶太人的資料隨處可見，有碟片，有書籍，還有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上海地圖……
在他的腦海中，這段歷史的脈絡信手拈來：
1937到1941年間，大批從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逃出的猶太難民從西伯利亞輾轉逃到日本神戶，因日本政府拒絕他們登陸，于是一些想去美國、加拿大的猶太難民先后來到了上海。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當局將滬上的歐美人士視為“敵國僑民”，并將他們關押在上海郊區的集中營內。最初一兩年里，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仍保持自由。因為他們來自于日本的盟國，但在這些難民的護照上都印有“J”字猶太人標記。
1942年7月，納粹蓋世太保駐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來到上海，向日本當局提出屠殺猶太人的“上海最后解決方案”。該方案因德日之間的分歧未能實施。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命令所有1937年后抵滬的猶太難民遷入“無國籍難民隔離區”。隔離區位于虹口，包含有15個街區。當時負責猶太難民及隔離區事務的日軍上尉K Inuzuka是一個親德派。他支持納粹德國消滅上海猶太人的“終極方案”。納粹軍官也曾親臨虹口隔離區，策劃屠殺猶太人的方案。然而，日方最終沒有執行這一計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3日，虹口猶太人隔離區正式撤消。對于上海猶太難民而言，戰爭終于結束了。
上海敞開大門接受猶太難民
原美國財長麥克·布魯門撒爾，1939年隨父母和姐姐一起逃難到上海，一直到1947年才離開。在他的印象里，當時的上海并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地方，因為日本人的占領，上海的大街上隨處可見饑餓、死尸、疾病、娼妓和腐敗，但他還是感激上海和中國人，因為“如果沒有上海，留在德國就沒命了”。
實際上，1992年中國與以色列建交之后，回到上海尋訪的猶太人越來越多，畢竟，在戰爭期間，有3萬多猶太人曾經在此生活，他們大多幸運地躲過了屠殺，而且還有400多個孩子在此出生。
這樣的現象也引起了當地政府的關注，上海市和虹口區政府加大力度保留那些猶太人曾經住過的房屋、他們的摩西會堂、他們曾經學習過的學校。越來越多當地的學者加入了尋找并保護這段歷史的隊伍。
一本2005年學林出版社出版的《虹口記憶》，較為詳細地收錄了當時猶太人在上海的衣食住行。
“1935年9月，德國納粹頒布紐倫堡法，剝奪了猶太人的德國公民資格，并開始變本加厲地進行排猶反猶活動，居住在德國及德占地區的猶太人慘遭迫害，遠走他鄉，1938年7月，在法國召開了國際會議，專門商討猶太難民問題，與會國以種種托詞拒絕收容猶太難民。一些猶太人難民輾轉來到敞開大門的中國上海，使上海成為成千上萬猶太難民的避難地。”
“1943年，日本占領軍發布了《關于無國籍難民居住、經營的布告》，將猶太難民的居住和營業地區
限制在兆豐路、茂海路以及鄧脫路以東；楊樹浦河以西；東熙華德路和匯山路以北，并強行規定1943年5月18日之前，1937年以后從歐洲抵達上海的難民必須遷入上述指定地區，這樣，在虹口便形成了無國籍難民限定居住區，3萬多猶太難民和近10萬中國居民擁擠在這個不滿1平方公里的區域內共同生活。”
據當時猶太難民的鄰居上海人王發良回憶，“當時的舟山路屬于公共租界，所以日本人就把無國籍的猶太人都趕到舟山路來住，舟山路老熱鬧格，街兩旁霓虹燈老多格，有人叫伊‘小維也納’。”
另一位見證者殷生洪則說，“伊格辰光，舟山路上住的全部都是猶太人，店面交關，30號開的是雜貨店，32號是野味店，34號是修鐘表店，46號是帽子店……”
戰爭在繼續，客居上海的猶太人，謀生手段也趨于多樣化——“在當時，不少人做起了小生意，擺地攤、賣肥皂、賣皮鞋牙刷牙膏，甚至還有德國猶太工程師成了鞋匠。”
當時的居民李阿好回憶，“猶太人老喜歡吃胡蘿卜搭洋山芋，不過伊鈔票不多，一般每趟只買幾只。”
這本印刷精美的書中，記錄了1938年到1945年猶太難民在上海的生活，還有一些珍貴的老照片，可惜的是，它賣得并不好——只有極少數人愿意掏出較為昂貴的價錢，買下一段與自己無關，又不被人知的歷史。
研究者有熱情，親歷者有期盼，讀者卻缺乏了解的渠道，這成了制約這一歷史被更多人熟知的藩籬。
學者們的研究太專業傳播歷史需要通俗化
實際上，早在1992年之前，上海就有一大批專家學者介入這方面的研究。在上海社科院，甚至還專門設有一個猶太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焦點是猶太難民在上海的歷史(大致1936到1950年)，中國的另外猶太群體(最有名的在天津，哈爾濱及開封)和近東的政治學。
研究者們以專業的態度對待這份歷史，使得他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猶太人之所以選擇上海，是因為當時的大多數國家都在排斥他們。排斥的原因分兩種，第一種以美國為代表，當時美國國會有一批人帶著孤立主義思潮主張不要接收那么多的難民，怕因此影響美國本土人的生活環境。第二種以一些歐洲國家為代表，他們怕得罪希特勒，因為德國那時候已經占領了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而瑞士雖然是中立國，但因為與德國接壤，也怕自己受戰爭的牽連。彌漫在歐洲的戰火讓無處可去的猶太人把遙遠的上海作為唯一可以流亡的地方。他們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路線輾轉來到上海。”
“當時猶太人來到上海的道路很漫長艱難，一條路線是從歐洲出發，沿著西非海岸向南，繞過好望角，從東非北上，經過亞洲南亞、東南亞，最后經香港抵達上海。第二條路線是先進入意大利，經過蘇伊士運河，仍舊從東南亞經香港抵達上海。1940年，英國和德意兩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展開激烈的海空戰，海上流亡的路線被切斷。難民們被迫選擇了一條更加艱險的逃亡路線——穿越廣袤的西伯利亞，然后經中國東北、朝鮮或日本抵上海。”
“二戰期間，流亡上海的猶太人總數，超過了當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印度和南非五個國家收留的猶太難民的總和。 ”
“之所以他們可以抵達上海，是因為上海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簽證就可以進入的城市。”在一些專家的研究中，自從1845年，上海出現租界開始，就被稱為“國中之國”，中國人不能隨便進入，但是西方人卻可以自由進出。于是，自從通商開埠之來，上海租界就接納了各種夢想家、淘金者，其中也包括那些流離失所的逃亡者。但是這個現實卻并不適合選錯時間的猶太人。因為1937年8月，淞滬戰役打響，上海進入戰爭狀態，而猶太人到上海最集中的時間，恰恰也是在這段時間——猶太人是在一個最危險的時間來到了一個最動蕩的地方。
1937年后，上海進入了一個管理混亂的時期——日本占領了所有的非租界，國民政府撤離了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尚未建立，而英法等只是租界的管理者，并沒有權力發簽證，這樣租界地就形成了三不管的局面。
戰爭打亂了一切秩序，上海的特殊形勢造成了權力真空，于是上海出現了一個在全世界看來都十分獨特的景觀——成為唯一一個不需要簽證進入的城市。這頗有點福禍相依的味道：戰爭竟然讓戰場成為流亡者的庇護所。
在上海的研究者們已經摸清了這段歷史，而且一直在搶救親歷者和旁觀者的證言，他們的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張新科，可在張新科看來，學者們的研究專業，但不夠通俗。
以通俗的方式講述歷史
“如何讓更多人知道這段歷史，才是最重要的。這場戰爭中，我們民族的普通人為猶太人做了很多事情，這些普通人應該同那些偉大人物一樣被記住。”張新科說，這也是他最終決定把這段歷史寫成小說的原因，“起初，我也想過以其他的形式，比如說寫論文，或者作學術報告。但后來才想通這其中的關鍵。”
張新科從2011年開始動筆，2013年最終完成，這本35萬字的小說，他刪改了數十次。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一位在德國的中國留學生謝東泓在德國的跳蚤市場上，淘到了八封信，這些信件，都是猶太男孩雷奧在1938年至1945年期間，從中國寄給他在德國的音樂老師的私人信件。謝東泓通過對八封信的翻譯整理，以及先后兩次來到上海和河南的實地采訪，揭開了隱含其中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歷史過往。
1938年底的德國，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水晶之夜”，猶太人慘遭納粹分子迫害，大批猶太人為求活命，想方設法逃離法西斯魔窟。雷奧的媽媽在去美國、英國等國家申請避難遭到拒絕后，抱著最后一線希望得到了前往中國的簽證。而雷奧的父親和姐姐，已經慘遭納粹的殺害。經過了21天的航行，歷經苦難的雷奧終于平安抵達了中國上海。雷奧和媽媽得到了中國人的幫助，開了一家面包店艱難度日。由于中國人的包容，猶太難民在虹口區建立起了一個個具有歐洲風情的咖啡店、奶酪店，甚至入鄉隨俗，開起了修鞋、修鍋的店鋪。
然而，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后，日本人和德國納粹沆瀣一氣，設立“隔離區”，殘酷迫害在上海的3萬余名猶太人。雷奧的媽媽也遭到秘密殺害，而雷奧則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歷經萬險來到千里之外的河南上蔡。因為長相奇特，跟隨地方戲班唱戲活命的雷奧，處處受到懷疑。聰明懂事的他，在戲班成員的精心呵護下，一次次從日偽、土匪的手中化險為夷，其間，一些中國人，卻因為保護他相繼不幸遇害。和人禍相比，還有天災，發生在1942年的河南大旱，讓雷奧一次次直擊人間生死的殘酷。一邊是苦水的浸泡，一邊是大義的恩澤，雷奧逐漸長大成人。1945年，在多方幫助下，對中國充滿無限感恩的雷奧依依不舍地離開了中國，前往美國紐約。50年之后，當著名歌唱家雷奧再次踏上中國的土地上時，很多曾經幫助過他的人都已經長眠地下。在親人墳前磕過三個響頭后，雷奧唱起了他在世界巡演時演唱的那首著名歌曲《在東方》……
“謝東泓就是我，他只是一個引子。”張新科說，他試圖通過當時的各種細節還原歷史，完成得還不錯。“我把手稿給朋友看的時候，還有人認為雷奧確有其人。”
誰是中國的辛德勒？張新科說，是當年向數千猶太人發放前往上海簽證的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是他們抵達上海后善待他們的上海人，是上海這座特殊的城市，是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家。
由于受到雜志篇幅限制，《當代》雜志刊發的只是《遠東來信》的25萬字的縮減版。今年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將正式出版35萬字的完整版《遠東來信》，并作為后年“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重要書籍推出。
這部小說尚未正式出版，但已經受到多方關注。現在，已經有幾家影視公司想要拿到這部作品的影視改編權。此外，還有人想改編成廣播劇等形式。對于這一切，張新科的態度都是“先等等”。
“當然希望更通俗的手段來傳播這段歷史，但歷史是厚重的，這不能草率。”張新科說。
（來源：新華網 編輯：黨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