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震到雪災，從大旱到臺風，自然災害給我國帶來的損失觸目驚心。關于建立巨災保險的呼聲越發強烈，然而時至今日，仍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其中到底有何掣肘？

“大數法則”不靈了

“商業保險定價和運作的基礎是’大數法則’，但巨災保險打破了這一基礎，一個災難可能會吞噬掉一個保險公司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保費，靠個人繳費，商業保險公司單獨運作肯定行不通”，南開大學教授朱銘來在接受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對于巨災風險，國際上通用的規則是，一定要有政府相關的配套政策實施和國家財稅的扶持。”

但目前，政府介入巨災保險制度仍處初級階段，體系建設存在一些分歧沒有得到妥善解決。這些分歧包括，政府在巨災保險中扮演的角色、承擔的責任、應作的工作；相關政府機構部門間的協調；政府和保險公司間保險責任的劃分；巨災保險金的運作和經營模式；法律、法規的制訂和出臺等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承惠表示，中國巨災保險體系將遵循“國家主導、統一設計、市場運作、梯度推進”的原則。這意味著巨災保險的推出牽涉甚廣，其推出或將耗時良久。

全民救助模式受依賴

事實上，巨災保險作為是一種“事先準備”，它還面臨著另一種救災模式的隱性競爭。

巨災之后，面對大范圍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和災區重建的壓力，我國往往采取財政緊急撥款、各界募捐的方式。它們在巨災制度缺位的情況下起到了事實上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救濟功能，這實際上和保險的理念存在相通性，而且事實證明，這種舉國救災的方式在中國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并進而形成路徑依賴。

“在公權力實施有效、政府救災能力較強、社會捐助踴躍的狀況下，建立巨災保險制度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就被削弱了”，朱銘來表示，“而且，與全民救助相比，巨災保險需要繁雜的政策、艱深的精算技術和各種規范法律來配套。”

但朱銘來同時指出，雖然表面看來，全民救助有一定的優越性和合理性，但長遠來看，巨災制度的建立仍是必須的。一方面，經濟存在周期性和波動性，目前中國處于政府和公民收入快速積累的階段，災難來臨時，政府和社會有余力和意愿實施救助，一旦經濟陷入衰退和低迷，就可能出現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狀況；另一方面，全民救助在救災中可能效率很高，但在災后就會出現剩余資金處置、管理等問題，救災資金的運用效率受到限制，并可能滋生腐敗。此外，巨災保險制度還意味著國家可以通過發行巨災債券、海外再保險等方式將風險分散到國際，近期，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出現地震、火山等災害，巨災保險可以凝聚全球力量共同應對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