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謂的“黑色星期五”，１月１３日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Ｓ＆Ｐ降低了歐洲９個國家的信用評級。２月１４日，另一家評級機構穆迪也調低了６個歐洲國家的信用評級。雖然法國、英國、奧地利仍保持Ａ３評級，但是對于未來的經濟展望已從“穩定”降為“負面”。評級機構降級的理由，都是對于歐元區經濟增長缺乏信心，信貸和財務緊縮。歐元區財長一致對評級機構表示不滿。也有陰謀論者聲稱，信用機構是為了摧毀歐元。只有德國成為僅存的碩果，既保持了最高的信用評級，也保持了“穩定”的展望。

法國――歐洲第二大經濟體，遭到了自１９７５年來首次信用降級。法國的信用降級會成為薩科齊今年５月大選的障礙之一。更重要的是，法國的降級改變了歐洲政治力量的平衡。法國失去了和德國對等的象征。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權力就從法國向德國漸漸傾斜。現在“默克齊（Ｍｅｒｋｏｚｙ)”（默克爾和薩科齊的聯稱）聽起來更加空洞了，因為現在只剩下德國了。所以，德國總理默克爾向更多的歐洲盟友示好也是理所當然了。除了只和法國保持親密關系，默克爾在１月和葡萄牙、瑞士、奧地利總理舉行非正式晚餐。她也喜歡意大利總理蒙蒂的一系列政策。雖然她的幕僚表示這并不是為了取代法國，但事實卻不然。因為這和她在２００７年德國還是歐盟輪值主席時的舉動一樣。甚至德國現在更像歐盟的常任主席。

在歐洲政治中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如果法國和德國要和平共處，德國需要淡化她的優勢而法國要淡化她的弱勢。雖然有人已經稱德國是“年輕的霸權”，然而德國并沒有這樣的能力，也不準備放棄只有和法國在聯合時才能達到的力量。即使默克爾常說“強大歐盟中的強大德國”，但是德國的強大只是因為歐盟其他國家不夠強大。德國對于自己的訴求非常的清晰：他們不想要歐元債券，不要歐洲央行變成最后貸款人。然而缺乏這些，歐盟很難成為穩定的聯盟。德國在歐盟區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作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她擁有最大的話語權。第二，德國自己是成功的例子。德國經濟總量已經恢復到金融危機前，失業率也達到歷史最低。其他國家可以效仿德國的財政政策和勞工市場改革。德國認為歐元區危機的成因是各國沒有好的財政政策。但是德國過分強調削減赤字，可能會將歐洲推向經濟衰退。希臘目前就陷入這樣的困境。諾貝爾經濟學家Ｊｏｓｅｐｈ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表示，過度財政緊縮是自殺式行為。凱恩斯主義認為，財政緊縮是在經濟過度膨脹的時候才能用的財政政策，而并非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歐元區危機并不是財政政策的原因，她的根源是歐元本身的設計就不完善，是勉強為經濟情況截然不同的國家統一貨幣和貨幣政策的必然結果。歐元危機也讓建立統一的歐洲的政治理想化為泡影。歐洲的政客們曾經認為，擁有歐元和歐洲央行是新的權力的象征。

歐洲國家聯盟的初衷，是希望歐洲在國際舞臺上更有話語權。１９５６年，當美國強迫英國和法國從蘇伊士運河撤軍，當時的德國總理就表示，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可以和美國抗衡，統一的歐洲是唯一的希望。隔年，羅馬協議誕生了，成立了單一市場。１９９２年簽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標志歐盟的誕生。歐元更在１９９９年誕生。雖然當時德國并不愿意放棄德國馬克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但德國對歐洲央行的影響卻不容小覷。單一貨幣的最大弊病是，歐盟各成員國不能根據自己的經濟狀況調整包括利率在內的貨幣政策。由于德國在歐盟經濟中所占比重最大，歐洲央行的政策會更多的考慮德國的需求。

德國對價格、穩定和低通脹的訴求也成為歐洲央行的政策基準。低利率讓包括希臘在內的不少國家大量累積債務。債權人假設歐盟國家的風險相差不大，所以希臘國債的利率和德國國債的利率相差并不大。然而，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經濟的衰退讓資本市場認識到希臘等周邊國家的風險不僅比德國高很多，這些國家也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讓經濟復蘇。而且這些國家不僅會利率飆升，更可能出現債務違約的風險。最新的研究表示，歐元區本身缺陷來自“不可能的三位一體”：沒有統一的債務體系，歐洲央行不為成員國提供貨幣政策支持，主權債務和銀行過分緊密聯系。如果要拯救歐元，必須解決其中至少一個缺陷。而做出任何改變都將會困難重重。

歐盟國家話語權的改變讓德國的既定路線更難改變。德國和法國在歐洲央行應該扮演的角色上以及如何分擔對歐洲援助的成本上存在巨大分歧。例如薩克齊希望歐洲央行可以扮演最后的借貸者的角色，然而這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直接沖突。雖然Ｓ＆Ｐ并不認同過度的財政緊縮方案，但是對于德國信用評級的保持，其實是對默克爾政策的認可。對于大部分德國人來說，他們并沒有感受到歐元區危機的痛苦。 對于默克爾來說，她要保證德國少受歐元區危機的牽連。但是，面對存在巨大分歧的盟友法國，面對歐元區越來越嚴峻的危機形勢，德國能獨善其身、屹立不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