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國日報》9月12日報道：中國前APEC高官和大使，外交筆會時評小組成員王嵎生在《中國日報》國際言論版就中日關系問題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中日兩國應該排除干擾，努力推進戰略互惠合作，全文如下：

去年9月，中日兩國領導人共同提出建立“戰略互惠關系”，這是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總結，也是兩國關系在新的歷史時期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具有現實意義和比較牢靠的客觀基礎，來之不易。

一、經濟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中日關系現在雖然還遠遠談不上“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但在諸多領域，確實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共同利益在拓寬，相互依存度在加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難舍難分”。從以下幾個數字可見一斑。

2006年，兩國貿易已超過2000億美元；2001-2004年，日本對華出口貿易增加142%；在這4年中，日本對中國投資平均每年增加9%。這一切不僅對中國有利，也幫助拉動了日本的經濟復蘇，而且，中國的貿易順差（包括對日本和美國的）有一部分實際上日本企業也分享了。

二、政治上，安倍當政后，兩國首先就消除政治障礙取得了共識。安倍首訪中國，實現了“破冰之旅”；接受了兩國“戰略”關系之說。

溫家寶總理訪日，進行了“融冰之旅”；開始了高層領導訪問的互動；直接向日本民眾發出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呼喚。

這一切都符合和平、發展與合作的時代精神，順應兩國人民（包括企業界和社會精英）的愿望。而且，勢將對亞太地區、特別是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和繁榮發揮積極作用。

但我們不能不同時看到，任重道遠，前途艱辛。要努力推進兩國“戰略互惠合作”，實現“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和繁榮，還必須努力排除以下一些干擾。

一、 必須堅決消除“冷戰思維”。

中日建交后，共同度過了將近20年的親密友好時期。為什么冷戰結束后反而出現了十多年的政治上冷淡、甚至要結冰的時期呢？！歸根到底是冷戰思維在作怪。

日本新右翼同美國新保守主義理想家們一樣，認為他們的主要敵人前蘇聯已土崩瓦解了，現在的主要敵人（或者說“主要戰略對手”）是中國；中國是與他們價值觀不同的“另類”（現在仍處于“戰略十字路口”）國家；“中國速度”的發展將挑戰和影響他們在國際和地區的利益。所以他們要聯合起來，共同和分別對中國進行“遏制”。他們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從政策到實踐）視而不見，仍然死抱著陳舊的歷史觀不放，對中國始終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

二、 必須摒棄“占山為王”的如意算盤。

日本經濟發展曾經是亞洲的“領頭雁”，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起過積極作用。現在中國也發展起來了，這是人類發展的一部分，是亞洲繁榮發展的好兆頭。照說，日本應該感到高興。遺憾的是，日本右翼媒體大肆宣傳“一山不容二虎”的觀點，好像中日注定就要勢不兩立，非要斗個你死我活不可。這是非常不健康和有害的，也不切實際。中國的發展豈能阻擋？！（日本一家不行，靠上美國也不行，而且也靠不住）。

美國一位專家說得好，如果你現在就設定中國是敵人，你最終勢必要制造一個敵人。這話是對美國政府說的，是美國智者的忠告，似乎也適用于日本。我一向認為，中日兩國應該如實地把對方看成“戰略合作伙伴”、至少是“長期合作伙伴”，才能真正避免制造敵對情緒，而交一個真正的朋友；兩國“應為良馬勿為虎”，可以并駕齊驅，奔向共同繁榮的前方。中國無意于同日本爭奪什么“領導權”或什么“第一把交椅”。所謂“領導權”，是不能自封的，也無法強求。它是在實踐中自然形成的。這不僅要看綜合國力；還要看它的政策是否符合時代潮流。日本右翼大可不必在這方面挖空心思炒作和渲染，還是在對國際和平與發展方面多下點工夫為好。我以上的觀點，幾年前曾在沖繩島一次國際會議上說過，也在中日外交家研討會上說過，曾受到很多日本朋友的歡迎和鼓勵。希望日本媒體和專家學者和我們共同努力，為中日友好略盡綿薄。

三、 臺灣問題。

日本右翼媒體常說，如果中國統一了臺灣，就扼住了日本的“生命線”，所以日本要伙同美國把臺灣海峽定為它們的“共同戰略目標”。這里，日本方面首先要搞清楚：第一，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不是日本的領土（日本極少數人似乎“帝國情結未了”）；第二，如果并不是日本領土的臺灣竟然是日本的“生命線”，那么，是中國領土的臺灣對中國是什么呢？這是不言自明的；第三，臺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誰也休想挑戰。美國和日本都需要有自知之明。由于歷史原因，日本尤須自律。其實，中日關系搞好了，日本右翼所謂的“生命線”根本就不存在問題。一個友好的中國，對日本來說，難道不比所謂的臺灣這個“生命線”更重要千百倍嗎？

四、關于抗日、“反日”和有關政策問題。

日本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朋友，對中國抗日紀念館和有關抗日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頗有異議，感到“不舒服”。日本右翼媒體在這方面起了不光彩的作用。

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抗日”，指的是抗日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說的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事，目的是“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與所謂“反日”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國一向把廣大日本人民同發動侵略戰爭的少數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區分開來，甚至也從不把現在的右翼分子同他們相提并論。日本《讀賣新聞》主編渡邊先生最近回憶說，他當年曾問鄧小平，日本人民是否有罪。鄧小平明確回答說，日本當時的政府和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有罪，日本人民是沒有罪的。渡邊說，聽了這席話后，他開始成了“親華派”。其實，這是中國的國策。中國政府一向都是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日本方面卻不是這樣。

誠然，中日雙方國內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是有害的。但我們應該公平地、實事求是地看待這一問題。第一，誘因不同；第二，兩國的政策不同。中國政府一向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并不斷進行正面引導。這有大量事實為證。可是日本右翼卻采取鼓勵、甚至利用的方針。日本某些右翼媒體常常有意混淆事實，歪曲真相，誤導日本民眾，實際上是制造和煽動反華情緒。

試想，如果中國政府也采取與日本右翼一樣的態度，中國媒體也像日本右翼媒體一樣，兩國關系將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如果日本政府和媒體也采取與中國政府大體相同的態度，兩國關系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局面？

我的結論是：一個不懂得寬容的民族，是一個不自由的民族；一個不正視和不承認歷史的民族，是一個讓人不放心的民族。兩個和睦相處的民族，既要相互寬容和相互尊重，又要以史為鑒。一個國家如果否認它侵略了另一個國家的歷史事實而又不斷要求那個國家寬容它，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過去的。

五、關于安倍首相對中國“兩面下注”問題。

既然是“兩面下注”，就不可避免地存在變數，而且有主有次，有輕有重。對此，中國是從積極意義上看待安倍“兩面下注”的，既分清主次，又不失時機；在對日外交中，不斷增加兩國之間新的共識，拓寬兩國利益的匯合點，逐步化解矛盾。中國關于“和諧世界”的理念，并非否認國與國之間的差異、矛盾和某些利益的沖突，而是要勇于面對它們，正視它們，妥善處理，以求得相互合理的關照和協調，從而達到“合作共贏”與“和諧共處”的目的。希望安倍政府在促進中日“戰略互惠合作”方面“大大地下注”。這方面下的“注”多了，負面的“注”自然會隨之減少和逐步消除。這是有利于中日兩國的大好事，也是亞洲、特別是東北亞國家所期盼的，機不可失，時不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