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下午14時，由中國記協、新聞戰線“三項學習教育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和中華新聞傳媒網聯合主辦的長江韜奮獎獲獎者系列訪談邀請到了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部副主任劉暢與廣大網友進行在線交流。中華新聞傳媒網對訪談進行了直播。
6月7日，中華新聞傳媒網對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心副主任劉暢進行在線訪談。圖為劉暢做客中華新聞傳媒網。中華新聞傳媒網 姚勇攝
山西繁峙礦難報道與記者的良心
6月7日，中華新聞傳媒網對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心副主任劉暢進行在線訪談。圖為劉暢回答網友提問。中華新聞傳媒網 姚勇攝
[主持人]“劉暢”這個名字被社會大眾廣泛熟悉，是因為在令世人震驚的山西繁峙礦難事件中，11名記者在報道過程中收受賄賂、隱瞞事實。而《中國青年報》的記者劉暢卻冒著生命危險揭露了事實的真相，為案件突破提供了寶貴線索,體現了一名記者高尚的職業操守。2003年10月，劉暢因山西繁峙礦難系列報道獲得第十三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2004年9月獲得第六屆范長江新聞獎。
[劉暢]當時接到線索以后，沒有任何方面的禁止或者其他類似的情況。我和當時給我們提供線索的人聯系，去的時候《中國青年報》除了我還有一位攝影記者。當時的情況非常復雜，提供線索的當地司機打出了不要出聲的手勢，我們就到了路邊店后面的小屋里，為了能夠更多的證實這件事情，我們就同意了他再找幾個相關的知情人，于是我們就在加油站門口見面。這四個人里面有幸存者、目擊者和遇難者的家屬，當時我們采訪這四個人的時候感覺非常的震驚，因為他們問我：你們是真記者嗎？我們不想見到假記者。曾經有過一些記者利用見遇難者親屬的機會向礦主施壓，謀取不正當利益，這確實是讓我們記者非常蒙羞的行為。
記者首先是要學會置疑，當天晚上我拿到了一個遇難者家屬的死亡名單。我的意識里想，既然是一次被隱瞞的礦難，政府又是怎么說的呢。當時公安部很重視這件事情，他們也接到了舉報，想要到山西來。隨后，山西省公安廳還囑咐我隨時電話聯系。我又給所有各方打電話，給他們說話的機會。當時有一個當地的領導跟我說，只是一個小的事故，并沒有發生礦難。但是隨后，遇難者的家屬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還仍然在向我求救，希望我能保護他們的生命安全。
[主持人]這個是否會影響到您的人身安全呢？
[劉暢]曾經有人跟我提醒過，但是我對中國社會是抱有信心的，無論發生什么危險，我們都要一起面對。后來，以前控制這些遇難者家屬的打手全跑了，但是還沒有人管這些遇難者的家屬吃飯。當時我問一個四歲小孩：你爸爸呢？他說：我爸爸死了。當時我感覺太悲慘了，作為記者有一個責任，就是要讓世界更加清晰的知道這一切。
山西繁峙礦難其實就是一次考驗場，就是考驗記者的職業道德、職業操守的地方。我首先很感謝《中國青年報》能夠給我提供一種報道方式，就是一種超然獨立和廉潔不貪的品格，保持相對獨立的一種工作方式。
我們其實也曾經被某些人請到賓館等地方吃飯的機會，但是我們都跑掉了。因為我們的工作對于國家和社會有一定的責任，對很多的人群也有一種道義責任。所以我們需要保持一種稍微獨立的工作方式和清醒的認識。另外在個人的品質和工作精神上也確實有一個廉潔不貪的品質。因為現在社會處于轉型期，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我們自己這么堅持，如果其他的新聞工作者有不好的行為的時候，會讓更多的人對記者這個行業產生一定的置疑。
其實我們發回的報道和后來的評獎也讓我感到比較意外。有一個評委說，之所以你能夠被評上，是因為你的“還原能力”。一般的記者只會寫見聞，而你的文章是對事情真相的還原，這種還原是我們記者應該做的。它會告訴后人當時發生了什么，歷史的真實情況是什么樣的。所以我們有非常大的責任把它完成好。
[主持人]當時您打算報道這個事情的時候，可能也會受到和其他前面幾位記者同樣的誘惑，比如金元寶事件等等。
[劉暢]當采訪到了非常真實的情況以后，可能當地會有人找你。當然，我當時想的是絕不能給對方機會，也不能給自己機會，這種情況下需要一種非常清醒的認識。我其實有一種歉疚，就是在我們長達一年多的追問真相里也有一種對同行的追問，這對新聞界來說是一個丑聞，而且影響也比較大。
可能有的記者參加新聞發布會拿紅包，但是在山西繁峙礦難這種非常嚴重的災情之下居然還有人這么干，非常的令人深思。在后來的報道追蹤里，我也經受了這些煎熬。比如說我如何面對我的同行，可能有的人認為新聞媒體是可以互相揭露同行之間的偏差。在我們這個行業里一旦發生丑聞是非常嚴重的，所以我也非常的憂慮。我很看重記者的職業操守，我也希望老百姓能夠看到記者好的一面，記者應該成為讓人尊敬的行業。
雖然當時整個記者行業受到了一定的置疑，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但是從長遠來看，我相信對記者在國家、社會、普通百姓心中的形象是有好處的。開展三項教育增加職業道德感對記者來說是有好處的。
記者有對社會的責任，記者這個行業應該是被人們尊敬的。由于這件事情獲得了一等獎，我確實心里也感到特別的沉重，即便是在事情過去了五年以后，我的心情還是沉重的。
做輿論監督的記者沒有生命危險
6月7日，中華新聞傳媒網對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心副主任劉暢進行在線訪談。圖為嘉賓與主持人交流。中華新聞傳媒網 姚勇攝
[主持人]您做過大量的調查性報道，繁峙礦難系列報道只是其中之一。讓您難忘的報道還有哪次呢？
[劉暢]其實在和平時期記者也要經歷一定的風險，比如說有的時候被威脅，沒有人保證你的安全等等。我覺得在中國做輿論監督的記者，我非常負責任的說，并沒有生命危險。因為中國的社會處于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媒體大部分都是黨政機關辦報，《中國青年報》是團中央的機關報，中國的媒體基本上是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成了黨政聲音的延伸。比如說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常常被認為是中央的聲音。
我不愿意把這個輿論監督說得很悲情，其實在中國做輿論監督我們有一種非常大的優勢，因為中國現在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逐漸的有了輿論的力量。我們如實的報道事情是能夠引起社會各方重視的，所以我有這方面的信心。另外，在越來越多的突發事件的采訪中，記者在逐漸的尋找自己的職業價值，不管是礦難、火災等等情況。即便是面臨死亡的危險，記者在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還在報道，當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還在守望。這就體現了記者對社會獨特的貢獻。我覺得記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把自己的理想、情感和生命在從業中得到升華是最重要的。
我的同事很多人去過西藏，采訪過登山活動，大部分都是跟著團隊和科考隊去的，整個的路線、裝備等等都是準備的非常充分的，一切都不需要自己擔心。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中國青年報》派我只身一人前往珠穆朗瑪峰地區采訪韓國登山隊攀登珠峰遇險的事情，當時有一種生命邊緣的感覺，意識里就開始出現自己親人的影子，也開始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自己的家人，包括一些很鮮明的往事。很快就感覺到意識開始有點問題了，等到在中國和尼泊爾邊境醒來的時候，又有了一種還活著的驚喜。
記者現在其實是占據了目前社會轉型期間的體制優勢，你現在不是記者本身一個人，你代表的是一個媒體，一個背后有黨政部門支持的非常強大的新聞機構。在這樣情況下，我自己一般不希望同行們過分的渲染記者擔負的風險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記者還是受到了一定的社會保護的，因為你的社會身份還是會比較讓人羨慕的。
理想主義 + 簡單純凈
6月7日，中華新聞傳媒網對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心副主任劉暢進行在線訪談。圖為嘉賓與主持人合影。中華新聞傳媒網 姚勇攝
[主持人]現在有些人感覺記者談理想主義是不是太虛了？
[劉暢]記者為什么還要強調理想色彩呢？我說中國的情況比較特殊，中國有兩方面的精神來源。一方面是文人辦報的傳統，我們是有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對這個國家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中國的知識分子把“家”和“國”是聯系在一起的，在這種非常深厚的傳統的土壤里，對國家深厚的這種感情是永遠不變的。所以我們抱有這種追求，就是希望國家更加進步、社會更加美好，希望我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好。
就是在現在的社會轉型時期，一方面我們是帶有傳統情懷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是以新聞來貢獻社會的記者。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工作來服務社會、服務公眾、服務國家和人民。這兩方面決定了我們應該做一個理想主義者和有精神追求的新聞職業者。
作為一個職業記者，我們會經歷一些非常的場面。比如說1998年的抗洪，2003年的淮河洪水，內蒙古雪災以及密云踩踏事件等等。作為記者要勇敢無畏的沖到最前面去，除了勇敢之外，我覺得還應該有一種職業意識，這種職業意識就是一種歷史感。尤其是在重大災難來臨的時候，比如說2003年的非典，我們要記錄下來發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在說明為什么會發生。這兩個問題是需要我們記者來告訴后人的，因為后來的人在看歷史的時候，如果沒有記者在記錄歷史，這段歷史是需要重寫的。
２００３年我連續的追蹤華北第一例非典患者的發病情況，我試圖在向讀者解釋，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問題。實事上，這篇報道公布之后我并沒有遇到什么壓力。我覺得在中國有的時候有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說一點壓力也沒有并不真實，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有些在別人看似特別敏感的題材，我們沒有任何的壓力。我們記者只要如實的報道事實，應該會獲得大家的理解。
在采訪河北白溝苯中毒的打工妹的時候，我是和她們一起流淚的。在很多很多這樣的采訪里，記者會有一種普遍的良知，你不可能無動于衷，但是在你落筆的時候，你要牢記自己身上的責任，不能太感情用事了，落筆的時候要知道公眾想知道的是歷史事實。我們是冷靜的、客觀的、理性的追求著這方面的境界，然后把它記錄下來，讓公眾去做評價和判斷，我們不能誤導公眾，這是我們記者的職責責任。
平衡是一種采訪手段和方式，你要給所有的人說話的機會。“平衡”就是無偏見，也就是要盡量的客觀。有人曾經反駁過我：你能保證你的每篇報道都是客觀理性的嗎？客觀和理性既然是一種職業追求，他就是我們的職業理想狀態，可能我們是達不到的。但是我們不能用難以達到來否定它。我們要把它作為一個職業原則放在心里，時刻提醒自己，要達到客觀、理性、具有公信力等等。
如果達不到的話，我們就要進行反思。在某一篇報道里，我更多的是反省自己。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有一種自省的精神，自己能夠反省自己，這樣對我們記者更好的從事這個職業有好處。
記者要關注小人物的命運，來書寫大社會的主題。所以新聞記者要心里裝著社會生活不太好的人，裝著容易被人忽視的這么一群人，你就會覺得自己的內心多了一份惦記，甚至是一份煎熬，我們希望生活不太好的人能夠盡快的好起來。
我總是在告訴自己要簡單起來、純凈起來、善良起來，這樣反而讓我的心靈獲得了一份溫暖，你會感覺自己簡單起來、純凈起來、善良起來是那樣的美好。我沒有覺得多了一份沉重，雖然心里沉甸甸的，但是也讓我的人生多了一種豐厚的感情和經歷。“簡單起來、純凈起來”對我來說只是一種內心的要求。外界事物的撲朔和復雜，我們是能夠突破它和戰勝它的。
中國輿論監督和調查性報道前景光明
6月7日，中華新聞傳媒網對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心副主任劉暢進行在線訪談。圖為主持人代表網友提問。中華新聞傳媒網 姚勇攝
[主持人]早期的調查性報道和現在的調查性報道有沒有一些新的變化，調查性報道未來的發展趨勢是什么？
[劉暢]我們會發現社會對新聞工作者越來越多的認可，在這個情況下，我對輿論監督和調查性報道在中國未來的發展充滿了信心。過去一路走來，我們會逐漸的總結自己的經驗，比如說采訪方式、客觀理性追求和平衡的實現方式等等。在中國向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還需要我們堅持用守望者的情懷更好的用調查性報道來服務社會。
80年代的一些報道，帶有一些思想啟蒙色彩，往往追求寫思想先鋒。90年代以后，尤其是1992年開始進入到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社會問題開始層出不窮。比如拆遷占地、艾滋病等問題的出現。在這個時期記者是體現了一種守望的精神出來，在國家、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記者在對一些問題進行一些研究和守望，他揭示問題也變得更加的敏銳和快速。
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在履行守望責任這方面還做得很不夠。我們應該形成一定的社會共識，理性的探討改革路徑方面還做得很不夠，所以我希望做調查性報道的記者能夠更成熟起來，能夠以更敏銳的思想來觀察社會，以更寬厚的胸懷來看待一些不同的聲音。
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提出了“正負效應原則”。如果從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來說，這個報道如果影響不好，我們應該怎么對待他。首先，我們應該以國家、社會的利益為最主要的出發點，如果某個問題會對社會產生恐慌，我們要減少這方面的影響。有些恐慌會來自于我們不太客觀的寫作方式而產生的，這個時候我們的寫作方式如果更好一點，報道再好一點，可能就會更好了。
好記者是天生的，一方面他要有強烈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他要對公平正義有追求、有興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一般的記者到突發事件現場可能就寫見聞和處置情況，當然調查性記者要發現背后被遮蔽的事實真相，和它所帶來的一些普遍的社會問題。所以調查性記者具備一定的知識儲備，除了專業知識的儲備以后，還要有其他的素質，比如說韌性以及報道突破能力等等。有的年輕的記者道聽途說的進行報道，這確實是對新聞職業的原則提出了挑戰，這個職業是否要堅持一定的原則等等。我們現在致力于調查性報道的研究，就是想讓大家相信我們是負責任的，我們對于社會、國家、職業有一種負責態度的。
我的報道里幾乎沒有第一人稱
6月7日，中華新聞傳媒網對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中國青年報記者中心副主任劉暢進行在線訪談。圖為劉暢回答網友提問。中華新聞傳媒網 姚勇攝
[主持人]我曾經讀過您的報道，很多的細節給人印象非常深刻。您在具體到寫每一篇調查報道的時候自己的風格是什么？
[劉暢]對故事進行還原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新聞寫作的追求，通過講故事的方式來告訴公眾發生了什么。首先要真實，其次采訪要非常扎實和深入，但是必須要建立在大量的采訪之上。在一個主題報道實踐上，可能會發生故事庸俗化的情況，比如說“家住XX的張大爺發現自來水變甜了”，我感覺如果你的前提是想寫故事，就必須有大量、扎實、艱苦、深入的采訪，以后才會展現出深厚的新聞采訪。我的報道里幾乎沒有第一人稱，我在大量報道的時候盡量的隱藏記者的所在位置。
是的。只要是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報道我們一定要追求這個，基本不會出現第一人稱。體會文章和新聞報道不是一回事兒，在新聞報道之內，我們要盡量的隱藏記者消息，因為這個報道能夠客觀。
《中國青年報》是有著非常優秀的精神傳統的報紙，《中國青年報》鼓勵記者去一線進行大量的采訪，這樣讓我們對中國社會有著很深的感覺。你還會發現個人成長與媒體精神是分不開的，媒體精神比如說對記者的愛護、支持，《中國青年報》是一個青年記者成長的最好環境，《中國青年報》給青年的成長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我在《中國青年報》的老記者處看到了一首好詩，“大地春如海，男兒國是家。龍燈花鼓夜，仗劍走天涯。”我覺得做記者那種崇高的感覺就在自己內心深入開始升騰，《中國青年報》給予我們很多理想主義色彩，比如說“貢獻社會、貢獻國家”的獻身精神。我曾經把《中國青年報》稱為“理想主義部落”。
我是“70后”的記者，有時候我很羨慕“80后”的記者，因為他們身上有一種熱情。在做報道的時候我也很遺憾的看到，現在的很多的青年記者會利用互聯網進行創造。我覺得還是要堅持“用腳采訪、用筆還原”的職業追求和職業規范，即使在互聯網時代。李開復前一段高度的贊揚的互聯網的求實精神，互聯網為我們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線索，這個是值得肯定的。
是否互聯網就可以造就某種坐在家里的人的報道方式呢？由于很多記者追求互聯網的轟動效應，有時候會有意無意的在拔高和歪曲事實，這樣的情況也是存在的。我們過去的職業追求還要不要堅持，在互聯網的影響和沖擊下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我們也對此懷有疑慮。我們從實踐中總結出的理念還是應該堅持的。
曾經有一篇叫做《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文章就是從互聯網出來的。還有一篇互聯網上的假新聞，當時在互聯網已經傳播了兩天了，但是沒有任何人到過這個當事人家做腳踏實地的采訪。所以說如果沒有進行實際的采訪，互聯網失實的信息其實很多。互聯網所帶來的互相抄襲的情況也時有發生，記者都是從網上拼湊來的。甚至有的記者寫了長篇人物專訪，但是他并沒有見過本人，所以我們還是要追求真實的。
圖為第六屆長江韜奮獎長江系列獲獎者 劉暢
“我理解的記者，應該有詩人一樣的激情，保持對新鮮事物的好奇，即使歷經滄桑，也保持著道德、良知，有一顆純凈近乎透明的心靈，并在從業中不斷爆發出活力。”--劉暢
[主持人]聽說您出身于新聞世家？
[劉暢]我父母是黑龍江廣播電臺工作的老記者，他們從業時間很長，我哥哥也是從事新聞工作的，我覺得肩負著上一代的希望。我第一次獲得新聞獎的時候，我媽媽就給我打電話說我實現了她的心愿。我父母對我的工作非常理解，當時在去珠峰采訪的時候，條件非常的艱苦，沒有什么信號，我媽媽連續幾天每天撥打我的電話但打不通，當終于接通的時候她哭了。就是因為這一點，我現在會隨時的告訴他們我現在的情況。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都是同行，所以有一份理解在其中，尤其是我父母向同事說起我，會感到非常的欣慰，畢竟我做出的工作是讓他們覺得有價值的。
[主持人]您一直是在忙自己的工作，最近聽說有一個令人高興的喜訊。
[劉暢]5月26日我結婚了，一個單身記者終于成家了。過去，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把工作當成了生活的全部。當在這種快樂找到之后，你就會發現人還是需要一個完整的人生的，這樣才會有一些常人的歡樂，我希望自己的工作、人生都更加的完整起來！
[主持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您對心懷新聞夢想的那些報考新聞學方向的年輕學生有什么建議和忠告呢？
[劉暢]要想學新聞專業，真的是要有一種對新聞職業的興趣，有興趣才會有發自心里的熱愛，這樣才能找到人生的快樂，這樣的人生狀態才是最好的。從興趣到喜愛，再從專業中找到人生的樂趣，既然選擇了新聞，我就希望你們能夠堅定的選擇新聞道路、選擇新聞規律、選擇用新聞來貢獻社會的工作方式，希望到時候有更多的同行能夠加入進來，我們一起共同追尋記者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