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可以有如此力量
雖然從事新聞工作很辛苦,也不算高薪階層,但是這個行業卻有一些特性吸引著年輕人樂此不疲,中外概莫能外
成都某報的時政部記者曹東(化名)每天工作10多個小時。他以前在機關報工作,因為被活躍的報業市場吸引,最終拋開安穩選擇壓力。“人們常說在成都生活工作很悠閑,但這絕對不適用于記者這個職業。”武漢某報一位跑突發新聞的記者說,他通常一早就開始忙碌,直到深夜才完成一天的工作,“有時候突發事件是在凌晨一兩點發生的,領導一個電話你也不得不從被窩里爬起來,趕緊趕往出事現場。”
新浪網最近推出的《媒體從業人員調查》結果顯示,超過80%的國內記者認為自己處于亞健康狀態,約57%的人感到工作壓力很大,只有5%的人能夠輕松應付。常年奔波和巨大的精神壓力讓很多媒體從業人員感到很疲勞,因此有人擔心這種生活節奏只有在年輕時才頂得住,這種狀態也讓很多人覺得記者吃的是青春飯。
總體而言,國內媒體從業人員的待遇一般。據北京太和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今年8月份對平面媒體業所作的一次薪酬福利調查顯示,北京主流媒體記者、編輯的月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間,普通媒體的記者、編輯的收入通常在每月2000-3000元左右。今年3月,互聯網上還進行了媒體從業人員社會保障狀況的調查,調查發現,調查對象中的60.3%未與所在單位簽訂勞動合同,媒體行業中勞動力一方在勞動關系中明顯處于弱勢地位。
不過,發達國家媒體從業人員的收入也不高。2003年4月,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新聞學院發布了頗具權威性的記者生存狀態調查報告。該調查結果顯示,美國記者目前的年薪平均為4.36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35萬元,屬于美國中產階級中收入偏低的一個群體。
但這個職業還是吸引著很多人,因為它有其他職業沒有的特殊性。《時代》周刊駐華記者漢娜·比奇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說,“在美國,職業記者常常比較理想主義他們的目標就是尋求真相。他們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為窮苦人說話。這個職業吸引人還在于它可以讓人到處走動,和不同的人交流,增長見識。”另一位美國著名日報的駐華記者在接受采訪時說,他選擇這個行業主要是看重了它對社會的重要意義,“新聞的社會價值是深入人心的信念,我相信自由言論能促進政府、大的商業集團以及其他有權勢的人物更加有責任感。”
勿庸置疑,這些特質也同樣吸引著國內的記者,中國媒體界的活躍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些懷有新聞熱情的人在推動。
從“小資”報到農村報
國內記者生存狀態的巨大變化發生在最近五年里,這和中國新聞改革的發展密切相關。其實從上世紀90年代起,報業的激烈角逐就在很多城市展開,各大報業集團成立的市場化報刊吸引著很多年輕人躍躍欲試。
吳燕(化名)1993年開始在某大報工作。
“這是一張與時代嚴重脫節的報紙,我早就干膩了。”吳燕說,1999年的時候,這張報紙還把“網絡”當成一個新名詞看待。
2000年,報社買了一個新的刊號,打算做一份市場化的周報。吳燕離開了大報,加盟這張新報紙,她很高興有了一片新天地,“我們當時想以時政新聞和娛樂新聞為主,走小資路線”。
后來上頭決定這份周報為農村服務。此后,該報定位多次改變,最近終于徹底停刊。
重回原報成為吳燕無奈的選擇。她曾考慮去都市報工作,但又覺得自己年齡大了,與年輕人相比沒有競爭力。吳燕現在又回到了輕松的狀態中,她的新聞理想也只有蟄伏下來并一點點消失。“這個沿海大省的機制決定了這里沒有誕生名記的條件,這里的領導對省報記者很客氣,對都市報記者卻不放在眼里。”“職業記者所追求的獨立性在這種不對等的采訪關系中毫無存在的可能。”
吳燕說她看不到明確的方向,常常在設想轉行。
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媒體改革時代的政策和經營都充滿變數,媒體自身往往顯得脆弱。經常會有這種情況:記者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不錯的平臺,不久以后就發現它已經搖搖欲墜。
記者于飛專做娛樂新聞,他說當初選擇這個方向是出于兩點考慮:一方面是因為它比較安全;另一方面,他認為娛樂是比較有前途的市場,會有很好的機會。他是一個要做“自己理想中的娛樂新聞”的人,但國內娛樂新聞的現狀是充滿了“跑會新聞”和“紅包新聞”,很多人只是到處開新聞發布會收獲一些資訊,毫無新聞價值。“我希望做有價值的娛樂新聞,寫真實的情況,至少應該有觀點,更專業。”
為了這個想法他曾經辭去了福建某報的工作,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貼錢做了一篇楊鈺瑩的深度調查報道。他說那時候最難熬的是等待的過程,“等待的過程很閑,讓人待不住。我又是個喜歡動的人,每天卻必須等著別人給我消息。”
2002年11月,于飛終于找到了一份自己滿意的娛樂類報紙。對于他來說,這是一段從來沒有過的好日子,開放的辦報態度讓他有機會做一些頗具精度和深度的新聞,一些在娛樂界位高權重的人物紛紛在于飛的報道中露出了真面目,而每一次的負面報道都像一顆顆炸彈粉碎著人們對明星偶像的良好印象。
然而好日子總是短暫的,這份報紙在今年3月意外停刊,采編人員各奔前程。于飛就這樣一直漂泊在北京,至今沒有找到新的落腳點。他說,沒有找到類似的好平臺也不想將就,“我和一些娛樂媒體接觸了一下,但是主編們都不贊同做原來的那種采訪。”于飛就這樣一個人漂在京城里,彷徨著。“現在就像沒家的孩子,我也沒有激情去找選題了。我已經失業7個月了。”
“找另一個很好的平臺,我現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這一天了。生活是很現實的,也許就會隨便找一個報社。拿紅包也不錯啊。”他忽然冒出這樣一句話。
在現實中艱難游動
媒體市場化的一個結果是,不同個性的記者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不同媒體,那些血氣方剛、為民請命的人應該可以成為出色的社會批評報道記者。然而,現實卻使他們常常陷于不妙。
趙世龍現在心情黯然。10月20日,他入選中國八大風云記者,但這并沒有使他的心情好一些。
他前些天離開了廣州。在很多人的眼里,廣州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一片熱土,但趙世龍覺得“廣州已經找不到新聞理想”。他的理想是“做一個不矯飾的記錄者……試圖通過哪怕微不足道的行動,來改變一個小小局部的氣候與土壤”。在他過去10年的記者生涯中,《三峽大壩開裂》、《南丹礦難事故真相》、《廣州長洲戒毒所販賣吸毒女追蹤》等報道都令人印象深刻。
趙世龍在廣州買了96平方米的房子,原本生活舒適,但他還是選擇了流浪北京,“離開的原因只是為了尋找新聞”。他希望自由的選擇那些價值重大的題目。
為了新聞理念,趙世龍非常頑強、非常努力。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北京已經很冷,趙世龍在電話那頭說:“我把我個人的能量用到了極限,但是我的工作沒有制度的保障,只能靠我個人去撞。”他的聲音聽起來透著涼意。
趙世龍的長洲戒毒所報道見報以后,家里不斷接到騷擾電話,揚言要給他好看。
趙世龍現在到了中央電視臺。“來央視是因為這里的人給我很大的自由,多年來沒達到過。”但他同時也明白自己對現實絕不妥協的新聞追求還可能碰壁“我在中央電視臺也許是暫時的。我希望可以在這種現實里找到縫隙,讓我在其間游刃。”
趙世龍也承認了自己的毛病,“我這個人脾氣比較差,工作上也會產生矛盾。我常說,我不想做人,只做事。做人太累,我不懂那些人際間的政治。”他覺得自己這幾年的磨練已經改變了很多,有點寵辱不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