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儀式現場
中國日報網消息：據解放軍報報道，人們在思維過程中，最先進入頭腦的，通常是已有經驗、既定方案、成功或失敗的例證。僅僅依據這些因素開展思維，得出結論可能省時省力，卻往往不是最佳。應該承認，經驗提供的思維材料不論如何寶貴，對未來的指導作用都是有限的。問題不會簡單重復，歷史也不會簡單重演，這就是為什么刻板地依照歷史經驗制訂的戰略計劃，往往難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問題在這里提出來了：如何才能夠確保持續的、不斷的進取——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敗，思維主體也能夠通過最大限度發揮主觀能動性，實現對經驗和傳統的超越——唯此，才能產生真正有價值指導實踐的思維成果。
1806年，普魯士軍隊在耶拿－奧地利大戰中兵敗如山倒。拿破侖的俘虜中有一個不起眼的下級軍官，他就是后來享譽世界的軍事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總結普魯士軍隊的失敗，克勞塞維茨說：“它不只是一個風格過時的例子，而且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勞塞維茨把普軍的失敗歸于三點：一是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爭特征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二是軍官們更關心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非訓練與作戰。三是士兵缺少愛國心和軍人精神。
34年后的1840年，中國軍隊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兵敗如山倒。以中國近代外交史作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歷史學家蔣廷黻說：“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20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為什么中國的改革沒有更早進行？蔣廷黻認為耽誤20年的原因有三點：第一，中國人守舊性太重，承認有改革的必要極不容易。第二，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搖動，他們反對。第三，中國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精神。
戰略思維中進取性的意義，通過克勞塞維茨和蔣廷黻兩位前人的思辨性論述顯現出來了。“墨守成規導致的極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魯士王朝，和“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樣盡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無法對劇烈變化的新的歷史環境作出戰略性回應，最終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狀態退出歷史舞臺。
任何一個攤子，不論曾經多么輝煌，單單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僅需要保存，更需要創新。不能只是求穩，更需要求變。這才是戰略思維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戰略思維是綜合性思維、全局性思維、長遠性思維，卻不能說它是平衡性思維、調和性思維、妥協性思維。戰略思維中一旦失去了進取性，隨之就失去了這一思維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創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講過一段話。他說：“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48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這段話是在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會談時講的。這段話，展現出在小平同志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思維中，進取性所占的分量，其歷史進取心又是何等的堅定！
如果說在一般情況下，國家意志通常表現為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領導者的意志，那么領導者真正的進取不光是思想觀念上的進取，更包含著能夠拿出相應的實力，能夠承擔相應的代價。
1982年阿根廷收復馬爾維納斯群島，表面看確是進取性之舉，但實際上其領導層并沒有做好應付艱巨情況的準備。一是看到英國正在削減國防預算，估計不會為馬島而戰，只要造成既成事實，便可輕取。二是認為即使英國想戰，因經濟衰退國力減弱，不僅兵力不足，還與馬島相距一萬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問題，阿根廷盡占天時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戰，對勞師遠征的英軍，也能獲勝。
就是在這種思想主導下，阿根廷從政客到軍人都沒有做好艱苦作戰的精神和心理準備，甚至連斯坦利港的機場也未整修，致使戰爭爆發后阿根廷戰斗機無法以馬島為基地攻擊英軍。其收復國家主權和捍衛民族尊嚴的“進取心”，既缺乏強有力的物質力量支撐，也缺乏強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撐，最終使這一失敗成為阿根廷延續至今的創傷。
在英阿兩國領導人進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成了勝出者。就是這位“鐵娘子”在馬島獲勝3個月后來到北京，企圖乘勢一舉解決香港問題。未料等待她的，是鄧小平那段十分強硬的語言。鄧小平后來還講了一段話：“香港問題，就是一句話：一點都軟不得。”
英國執政當局當然要用盡一切辦法，通過香港實現在整個東亞地區的存在。中國政府則一定要完成香港回歸這一歷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歸整個過程進行得如此順利，與中方對各種情況都做好了充分準備關系極大。中英領導人各自戰略進取意識的這一輪碰撞，中方是勝出者。
進取性，是戰略思維主體的永恒追求。兩手準備，兩手抓，兩手硬，才能通過進取，最終把握事件發展的進程和主導。
（來源：解放軍報 編輯：歐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