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傳自我國，而且一衣帶水，自然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性格之下，它所呈現的信仰方式與內涵也有所差異。一千多年來的繁衍、發展，無論站在宗教實踐或學術研究的立場，都有了解的必要，現在我們從佛教的傳入、各個時代的發展狀況及特色，作簡明的敘述。

   中日佛教的來往 

　　一、飛鳥佛教

　　飛鳥佛教，一般指佛教傳入到大化革新（***五）期間。由于推古天皇致力佛教興隆為國策，而天皇定都于大和的飛鳥地方，所以這個時代又稱飛鳥時代。 

  　佛教初傳的時間

　　日本隔海相望于中國，加上自古中日之間有著唇齒相依的密切關系，佛教的傳入日本是極為自然的事。據《扶桑略記》所載，繼體天皇十六年（五二二），漢人司馬達等，由韓國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田原結草庵，供奉佛像，這是民間流傳佛教最早傳入的年代。

　　佛教正式傳入年代有多種說法，目前較為公認的是依據《上宮圣德法王帝說》所記載，欽明天皇七年（五四六），百濟圣明王遣使致贈天皇金銅釋迦像、幡蓋和經論等，這是佛教正式傳入日本的開始。

　　初傳期的社會情勢。另有主張奉佛的蘇我氏，則認為佛是招福之神，將佛奉為自己氏族之神。物部與蘇我二氏之爭，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主要是圍繞在佛究竟是福神或是厄神的問題上，而不是佛教義理上的爭辯。最后，尊佛派獲勝，蘇我稻目便舍其向原的房舍，改建佛寺，取名為向原寺，這是日本有佛寺的開始。后來又有造像、放生、造塔、建精舍、受戒、出家等佛教建設和儀式。

　　圣德太子與佛教事業

　　日本初期佛教的弘揚，最大的功臣是圣德太子。

　　圣德太子是從推古天皇元年（五九三）開始攝政。他改革政治，積極吸收中國的文化，更大力弘揚佛法。曾詔令大臣在御前討論佛經，設無遮大會，創建四天王寺、法隆寺等；禮請百濟、高麗等地的高僧至日本講學；親制《勝鬘》、《法華》、《維摩》等三經的義疏；又派遣小野妹子來中國求學，也設置僧官制度和頒布僧尼令。

　　圣德太子更制定“十七條憲法”，其中的第二條規定全民“篤信三寶”，標明以佛教為國教，將佛教作為施政、教育的指南，佛教思想成為根本精神。由于太子篤信三寶，親自下詔興隆佛法，而使當時的佛教綻放燦爛的光彩。

　　圣德太子雖然深信佛法，卻也不廢除本來的神只崇拜。那時的社會是信仰與祭神并行，他們信仰釋迦牟尼佛、藥師佛、觀世音、彌勒菩薩、四大天王，而且以消災、延命、治病、祈雨、護國等，作為崇拜的目的。他們是以求神的心態來奉佛，祈求平安如意的現在利益。

　　太子在推古天皇三十年（六二二）病薨，時年四十九。有名的“天壽國繡帳”是太子妃緬懷太子，命宮女繡制的。上面繡有百字銘文，內有“世間虛假，唯佛是真”一語，道出太子對宗教體驗的感言，日后被視為太子的至理名言。

　　二、奈良佛教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五）是日本一次重大政經改革，史稱大化革新。從大化元年到遷都平安京，約一百五十年間，因為建都于奈良而稱為奈良時代。這是日本律令（刑法、行政法）政治的全盛時代。

　　圣武天皇的佛化政策

　　推古朝以來，興隆佛法一直是國策，圣德太子時代的遣隋留學生、留學僧們，在這個時候相繼回國。他們在大化革新中，于建立新國家體制與佛法弘揚上擔綱大任。

　　在奈良初期，以圣武天皇（七二四｜七四九在位）最熱心佛教事業的推展。他以佛教思想來建設國政，曾度僧三千，又花費十年的時間建立壯麗宏偉的東大寺，殿內供奉的奈良大佛，堪稱世界最大的佛像。以東大寺為中心，在諸封國各建有國分寺，法華寺為總國分僧（尼）寺。各國分寺都有封戶與土地，國家希望藉著僧尼的修持活動，達到護國的目的，成為祈禱守護國家的佛教組織體系。

　　這一時期的佛教，分為傳來佛教、貴族佛教和都市佛教三種。傳來佛教是由朝鮮、中國傳來，可說是純粹的佛教；貴族佛教流行于上層社會，受皇室保護，思想較保守；都市佛教則因寺院建在都市內外，受當地風俗薰習，是為混和的日本佛教。

　　由于佛教興隆，進展迅速，又受到歷代天皇的尊重，逐漸有政教不分的局面。到了奈良時代末期，律令政治動搖，宮廷腐敗，社會經濟動亂，人民對政府失去信心，佛教僧侶也被卷入政治的漩渦，以致流弊叢生，僧侶和寺院也漸趨衰微。

　　佛教事業

　　延續著圣德太子的福田事業，奈良時代的慈善事業非常發達，元正天皇及圣武天皇都設有“施藥院”和“悲田院”來救濟貧病的人民。

　　日本文學以漢文學為主，由于圣武天皇的提倡，產生了不少佛教詩歌。中國美術品和美術家的不斷輸入，也助長了藝術的發展。目前東大寺所保有當時的美術工藝品、雕刻、繪畫、鑄造、刺繡、佛具等三千多件珍品中，可窺知奈良朝的藝術風光。此外，寫經運動的提倡，除了政府官設的寫經事業，還有寺院和貴族私設的寫經所，對于廣布佛法及日本文化有很大貢獻。

　　奈良六宗

　　這一時期佛教主要宗派的建立有六家，稱為“古京六宗”，就是三論宗、成實宗、法相宗、俱舍宗、律宗、華嚴宗。其中，三論宗、法相宗屬于大乘教，成實宗和俱舍宗是小乘教。這四宗都是根據“論部”創立宗派，所以稱為“論宗”。

　　推古天皇三十三年（六二五），高麗沙門慧觀前往日本，在元興寺弘揚三論宗，被推為日本空宗的始祖，這是日本宗派佛教的開始。七世紀末（天武皇朝），百濟僧侶道藏也至日本宣揚成實宗，不過在當時沒有獨立成宗，僅附屬于三論宗。

　　圣武天皇天平八年（七三六），唐朝僧侶道璿帶著《華嚴章疏》到日本，開始了華嚴宗。圣武天皇非常重視華嚴，他以東大寺為華嚴本宗，以華嚴思想來實現他政教一致的理想，所以當時的華嚴宗可說占有帝王宗教的地位。至于律宗，在鑒真律師到日本之前，雖然已有戒律的講學，但尚未設立戒壇。鑒真律師歷經許多風波災難，經過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達日本，舉行傳戒大會，日本才正式有了律宗。

　　奈良諸大寺中，大多是諸宗并存的，研究者也多數是諸宗并學，學風極為自由，他們不限在某一寺院，而是經常游學于諸寺之間。

　　這一時期的佛教，含有現世利益性、國家性、學術性的特性。一般說來，奈良時代的佛教在教理或活動方面，只是傳承中國，還沒有新的發展。

　　三、平安佛教

　　佛教與政治關系

　　奈良末期，政治頹廢，社會秩序混亂，桓武天皇希望藉重佛教的真精神重整國風，在延歷十三年（七九四）遷都平安京，揭開了約四百年歷史的平安時代的序幕，這一時期約從桓武天皇到后鳥羽天皇（七八一至一一九八）之間。

　　平安佛教依然以護國為目的，佛教學問的重心還是以南都為中心。在平安前期，以最澄、空海從唐朝傳入的新佛教最受矚目，信仰的傾向逐漸由顯到密；到了后期，因為天皇大權旁落、攝關的壟斷朝政及武士階層的抬頭，戰事頻繁，寺院為了自保，而有僧兵的設置，后來僧兵卻受著時政的牽制，背佛而行，仗勢橫行，加上天災不斷，于是末法思想與念佛法門應時而興。

　　最澄大師與空海大師

　　最澄（七六七至八二二）較空海（七七四｜八三五）年長七歲，兩人都是在十九歲時入山修行。最澄因目睹奈良佛教腐敗現象，于是登比叡山結庵自修；空海則因遇到一名僧侶授予“虛空藏菩薩求聞持法”，而放棄已就讀一年的大學明經科，加入山岳修行的行列。

　　兩人同在延歷二十三年（八○四），隨遣唐使入唐求法。抵唐之后，最澄直訪天臺山，從道邃、行滿受天臺法脈，道邃并授予大乘菩薩戒。他還向牛頭宗翛然問禪。在等待歸航的一個月期間，隨順曉學密法，并接受灌頂。總計留唐八個月，在延歷二十四年歸國。

　　空海則展轉到了長安，后訪寺擇師，在翌年的三月，投青龍寺惠果門下，受到惠果的傾囊相授。同年十二月，惠果示寂，空海于是四處參學，次年十月回國，留唐二年多。

　　最澄與空海同樣攜回大量的佛教經典，然因所修及專攻的不同，帶給日本佛教界的回響自是不一。

　　最澄歸國后，呈請天臺法華宗獨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八○六）獲準，這是天臺宗正式開宗的一年。天臺法華宗在理論方面以《法華經》為根本，并配合禪、密及大乘戒，四宗融和是其特色。最澄主張顯密一致，在他的教學體系中，密教系統最為薄弱，后來經弟子們的努力，不斷引入中國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為鎌倉佛教的思想源流，而且平安朝后期的日本文化與藝術也以此地作為中心。

　　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壇的設置，深深影響日本佛教。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最澄宣布舍棄東大寺所受的小乘戒，并上呈《山家學生式》，說明大乘戒壇的設立是要培養“國寶、國師、國用”的大僧，然未獲核準。翌年，又撰《顯戒論》，依舊未準。直到最澄圓寂后的第七天，才獲敕許。翌年，日本佛教界開始實行他的新制度，傳授大乘戒的戒壇于是正式成立。

　　空海所傳的密法受到朝野的歡迎，又因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在弘仁七年敕準以高野山為真言宗的總本山，作為傳法修觀的道場。弘仁十四年受賜東寺，積極以東寺 為中心，展開弘法活動，因此后人稱他所傳的密教為東密。

　　他的弘法活動顧及民眾，遍及全國。又仿唐朝縣鄉辦學，在平安京設立“綜藝種智院”，聘請僧俗教師講授佛儒道，不分僧俗貴賤都可入學，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學院，也是最早的私立大學。

　　空海盡其一生發揮了多方面的天賦，同時完成了真言宗宏大的教學體系。他主張“即身成佛”，但并非一蹴即成，而是有其次第的。在《辨顯密二教論》中，他提出自己的教判理論，以真言為最高，依次是華嚴、天臺、三論等宗。又在《十住心論》一書中，將一切教法，按信奉者的心境，分成十個階段，稱為十住心；這部書將外道與世間道德納入整個思想體系中。空海示寂之后，真言宗在教理上的變化并不大，后代之所以發生分派，主要在修行儀式的日趨復雜，而引起意見上的爭執。

　　在最澄和空海來唐前后，也有不少僧侶同時來中國求學，所謂的“入唐八家”，就是指最澄、空海、宗叡、惠運、圓行、常曉、圓仁、圓珍等八人。他們所學的都與密宗有關，因此回國后，所傳的也都是密教化的佛教，由于教相判釋的不同，便形成最澄一派的臺密，和空海一派的東密。

　　開創天臺宗的最澄，和創立密宗的空海，他們最大的貢獻，是將由中國傳去的佛教加以日本化，使成為以皇室和國民為重點的國家佛教。

　　平安末期的凈土思想

　　平安朝末期，武士階級抬頭，加上地方官吏、豪族的專橫奢侈，社會秩序呈現動蕩紊亂的局面，佛教各大寺院也受到波及而產生僧兵之亂。傳統的佛教制度開始動搖，新的宗派也乘著不安穩的政局脫穎而出。最先出現的是含有凈土思想的念佛往生派，以空也和惠心源信為代表，后來發展成凈土宗、真宗、時宗和融通念佛宗等，以及從臺密蛻變出來的日蓮宗。禪宗的臨濟與曹洞兩派也在此時興起。

　　最澄的弟子圓仁（七九四｜八***）入唐之后，傳回五臺山的五會念佛法門，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臺宗內部漸漸興起以往生西方極樂凈土為目的的“不斷念佛”，原則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觀為主。

　　有“市圣”之稱的空也，在民間傳播凈土思想，以稱念佛號為主。源信撰著《往生要集》，將一百六十多部經典中有關凈土的教義編列一起，系統地闡釋彌陀教法，并以此為結社念佛的指南。此書對鎌倉凈土教的發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天臺宗系的念佛者良忍是融通念佛宗的創始人。南都三論宗系的永觀、真言宗的覺鍐都是凈土思想的提倡者。

　　因此，奈良時代的國家性、學問性的佛教，到了平安時代，便轉變成民間化的佛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