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上午，醫院診室。一名六旬老人在孫子的攙扶下艱難落座，醫生開始為他把脈、觀舌，不時詢問幾句，再俯身在老人的腿上捏一捏。隨后，醫生解釋說，老人的病情主要是腎氣不足，有腰腿病，需要在腎俞、環跳、委中、承山、解溪、復溜、足三里等穴位扎針治療。

這一幕如果發生在中國的某家醫院，并不什么稀奇。然而當你置身于西非國家幾內亞，目睹一名地地道道的黑人醫生在嫻熟地望聞問切時，這一幕卻是如此令人驚訝和震撼。

“新華社記者非洲行”采訪組甫抵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就聽說當地有位曾在廣東學醫多年、精通針灸按摩的醫生塞古·卡馬拉，他和廣東女醫生賴翠玲的婚姻也早就通過媒體報道，在中幾兩國傳為佳話，讓他和中國，特別是廣東這片土地有了一生都難以割斷的情緣。

第一個學針灸的幾內亞人

見到卡馬拉，是在幾內亞最大的公立醫院亞斯丁醫院，他在這里擔任針灸康復科主任。第一次見面，很難把這個戴著寬邊眼鏡、外表普通的中年非洲人與“精通針灸”這個詞聯系起來。然而正是他，過去20年來孜孜不倦地傳醫授業，讓針灸這門歷史悠久的中華醫術在遙遠的非洲大地上生根發芽，福澤百姓。

“我可能是幾內亞第一個赴中國學習針灸的人，”卡馬拉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用流利的普通話說。他的辦公室因為簡樸而顯得略為空曠，最顯眼的就是中文的針灸穴位圖和人體模型，以及懸掛在墻上的那些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得到的學術論文證書和客座教授聘書。

他說：“（1959年）中國和幾內亞建交后，我是第一批留學中國的幸運者之一。”

1973年，卡馬拉告別大西洋之濱的家鄉，前往遙遠而神秘的中國學習。他先是就讀于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隨后在廣東中山醫學院（現中山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本科。1980年學成回國、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卡馬拉于1982年再次進入中山醫學院，用4年時間專攻針灸專業。

“第一次在中國的求學經歷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覺得還有很多東西需要繼續深造。針灸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我認為它將來會有很大影響，于是就決定把精力集中在學習針灸上，”卡馬拉說。

如果沒有這份堅定的信念，今天的卡馬拉很可能是一名外交官。由于他的漢語水平高，當時幾內亞方面希望他能去駐華使館任職，但卡馬拉沒有動心。

到中國學習前，卡馬拉幾乎不知針灸為何物，只知道中國有一種用針刺人治病的方法，幾內亞人聽了都覺得害怕。

“但我想，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既然針灸在中國能治療那么多人，這個方法在幾內亞也一定行得通，”卡馬拉說。

第一位幾內亞針灸醫生

1986年卡馬拉學成回國，開始在亞斯丁醫院擔任針灸康復科的負責人。亞斯丁醫院是中國援幾醫療隊的定點醫院，在卡馬拉之前，這里只有中國的針灸醫生。當時只有31歲的卡馬拉成為幾內亞第一位本土針灸醫生。

時隔20年，卡馬拉依然記得讓同胞接受中國傳統醫學的艱難。不要說陌生人，連身邊的同事和朋友也不能接受用幾根針就能治病的做法。

“我像螞蟻搬家一樣一點一點說服同事，”卡馬拉說，“但是光說不行，要拿出實際效果來。”

一次，卡馬拉接治了一名下肢癱瘓的女孩，她因從樹上掉下而導致腰脊骨折，當地西醫用外科手術也沒有解決她大小便失禁的問題。但在卡馬拉這里治療了兩個月后，女孩的大小便失禁治好了。此外，其他病人因服用抗瘧疾藥而導致的神經性耳聾、半身不遂、急性肩周炎等病癥陸續得到醫治，小小銀針的神奇功效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地被越來越多的幾內亞民眾所了解。

不過真正讓針灸在幾內亞聲名大噪的，是1995年卡馬拉等人攝制的一部電視片。這部時長半小時、名為《奇特的針灸》的電視片記錄了卡馬拉和同事運用針灸治愈一系列疑難雜癥的實例。此片在當地電視臺反復播出后，幾內亞醫務界和民眾不僅了解了卡馬拉他們的工作，而且對中醫的理解更加深入。

“針灸便宜、方便、安全，沒有毒副作用，已經給不少生活在痛苦中的幾內亞病人帶來新的希望，在這方面，針灸做出的貢獻不可低估，”卡馬拉說。

卡馬拉當天接治的那名六旬老人需要接受10天治療，總花費約10萬幾內亞法郎（約折合人民幣120元），這僅是當地西醫收費的六分之一。

亞斯丁醫院與卡馬拉共事的中國援幾醫療隊醫生劉東輝說，針灸康復科平均每天都有十幾個病人上門就診。

第一位幾內亞針灸教師

卡馬拉多年的辛勤耕耘，終于讓針灸在幾內亞生根發芽。2000年，幾內亞最大的科納克里大學醫學院把針灸康復課列入必修課，這在整個西非地區還屬首創。在科大針灸康復系擔任系主任的卡馬拉每年都要教授二、三百名學生。

“針灸的經絡理論以及專有名詞對這些學生來說很難學，我在自己理解的基礎上，用法語教會他們，用拼音注音讓他們記住穴位名稱。你看，這次考試中只有5％的人不及格，這說明他們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還是很不錯的，”卡馬拉手里拿著一張密密麻麻的成績單說。

今年，卡馬拉還收了8名專門研習針灸的學生。在他的指導下，來自鄰國馬里的小伙子查爾斯·托諾正在撰寫一篇畢業論文，研究針灸對治療艾滋病型面神經麻痹的功效。

“如果沒有對針灸的興趣和信任，他們怎么會選擇來專門研究？”卡馬拉說。托諾希望畢業后能繼續在針灸領域深造，“我最希望去中國學習。既然選擇了這個專業，我將來肯定要當一名專業的針灸醫生，”23歲的托諾說。

“讓針灸在非洲后繼有人，這是我的任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卡馬拉說。

“廣東女婿”不言悔

在廣東求學、生活12年，將廣東太太娶進門，“廣東女婿”卡馬拉注定這一生和廣東結下割不斷的情緣。

“你叫咩名啊？”（你叫什么名字？）當記者問卡馬拉是否會說粵語時，他脫口而出就是一句。不過最避不開的話題，還是他與太太賴翠玲當年頗為轟動的跨國婚姻。“1982年我第二次去廣東學習以后，認識了我太太，當時我們同在中山醫學院，她到我們那里實習的時候由我帶她，”卡馬拉說，“我們16年前結婚，如果把戀愛時間加起來將近有20年，可以算是一個愛情的長跑了。”

兩人愛情的點點滴滴，在賴翠玲于1996年出版的自傳體小說《嫁到黑非洲》中有過詳盡的介紹，后來還被搬上了國內的電視屏幕。在采訪中卡馬拉并沒有細說，他記憶最深刻的，還是最初遇到的來自兩人家庭和各方的阻力。

“我們的戀愛并不一帆風順，可以說當年是很不容易的，從我妻子的家人、學校到社會都遇到不少阻力。不過這些都很自然，他們不了解我這個人，不知道我的風俗習慣，他們要保護他們的女兒、同事和同胞，我是理解的，我不埋怨任何人，”卡馬拉說，一臉平靜。

同樣，當時遵從包辦婚姻習俗的卡馬拉的父母，也無法接受兒子跑到一個遙遠國度娶妻結婚。卡馬拉說：“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我對我父親說‘你們愛怎么辦是你們的自由，選擇妻子的權利在我手中。’”

如今，驚濤駭浪都已經過去，婚后卡馬拉和賴翠玲定居在幾內亞，已經有了分別為16歲和9歲的兩個兒子，賴翠玲也在科納克里開設了自己的診所。遺憾的是由于采訪時間有限，記者無法與他們母子會面。卡馬拉說：“16年的經歷，讓我今天可以這樣說‘當年所有的那些擔憂都沒有必要’。”

“兩人之間如果對感情誠實、不存在任何虛榮的話，我相信（婚姻的）成功就在前頭，”卡馬拉說，“今天，我們在享受這個成功。”（袁曄　陳瑤 本文發自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作者系“新華社記者非洲行”采訪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