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8-16 10:09 ]

一、占據大陸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國家，是有能力長期傳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實踐中發(fā)揮重大穩(wěn)定作用的國家。對未來中國，乃至對整個亞洲而言，最需要從歐美地緣政治力量消長歷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礎意義的經驗是，未來中國決不能犯下843年歐洲查理大帝三個不肖子孫肢解已具有歐洲大陸主體板塊位勢的查理曼帝國并由此導致英國得以用“均勢政策”反制歐洲大陸的歷史性錯誤

歐洲大陸原本并不是今天這番破碎模樣。古代歐洲曾經歷過以羅馬帝國和以查理曼帝國為主體板塊的時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歐洲封建社會之初扮演了亞洲中國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結束了自羅馬帝國滅亡后的所謂“蠻族”，即東哥特人、西哥特人、法蘭克人、汪達爾人、蘇維匯人、勃艮第人、盎格魯撒克遜人、匈奴人、阿蘭人、阿瓦爾人等對歐洲沖擊造成的幾百年大混亂，將整個歐洲大體并歸入法蘭克王國，使歐洲自羅馬帝國后再次成為以法國為主體地理板塊的大陸。然而好景不長，這個對歐洲未來具有極重大意義的事件，卻又極不幸毀在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三個孫子在凡爾登簽訂了劃分領土的條約。這個條約對歐洲的未來產生的災難是雙重的：它在將歐洲大陸一分為三的同時，也為歐洲大陸自古羅馬和查理帝國之后的地緣政治，在其進入現代國家歷史進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這對歐洲未來的成長是致命性的損害，此后，巨大而又無休止的內耗幾乎耗去了歐洲未來千年的歷史。其次，也是由這個《凡爾登條約》鑄定的歐洲破碎性成長根基，使曾游離于歐洲大陸之外并被法國征服的英國[1]，繼而是曾游離于歐洲之外并為英國和歐洲大陸征服的美國，才有了崛起為世界霸權的天然有利的地緣政治條件。在法國，從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侖（1769-1821），在德國從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約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們都曾試圖恢復查理大帝偉業(yè)，但這些努力在英國均勢外交下均遭失敗。俾斯麥時期的德國或許是個例外。俾斯麥是近代歐洲自覺放棄統一歐洲夢想的鐵血強人，他堅持地區(qū)性守成的原則，并為此不惜以辭職與主張擴張的威廉二世[2]分道揚鑣。后來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zhàn)，試圖恢復9世紀查理大帝和12世紀腓特烈大帝的事業(yè)[3]，其結果均以失敗告終。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這一現象，他在《大國的興衰》中說：

當你觀看16世紀世界“實力中心”的地圖時，歐洲有一個特征會立刻引起注意，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這并不是象中國在一個帝國崩潰之后和在其后繼王朝得以重新收緊中央集權政權的繩索以前的一個短時期內出現的偶發(fā)或短命的事態(tài)。歐洲在政治上總是四分五裂，盡管羅馬甚至作過最大的努力，他們的征服也未能超過萊茵河以北多少；在羅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權力單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穩(wěn)步擴張比較起來，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個別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時期或東方基輔羅斯時期那樣政權的偶然集中，只是暫時的事情，會因統治者的更換、國內起義或外部入侵而隨即結束。[4]

現在我們再反觀北美大陸。北美大陸在1783年美國獨立之前，可以說是既沒有自己的地緣，也沒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歐洲法國、西班牙和英國諸列強的“殖民地大觀園”。偌大一個北美大陸卻被歐洲列強割得四分五裂。美國獨立之初，其政治權力基本在13個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國巴黎的杰斐遜痛心地寫道，美國人是“外交官群體中最沒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5]各州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因此費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稅，不能開展有效談判，不能向其他國家保證它所簽訂的協議將會得到各州的切實履行，不能制定旨在從其他國家那里獲得特惠的統一的商業(yè)政策，不能維持一支富有戰(zhàn)斗力的陸軍或海軍”。[6]為此，華盛頓在卸任的告別講演中坦陳，他對美國未來最大的憂慮就是美國不幸陷入歐洲式的分裂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內爭。他以歐洲作比較分析說：

我國各部分都從聯合一致中感覺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處，而把所有各部分聯合在一起，人們會從手段和力量之大規(guī)模結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資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將相應地更為安全，而外國對它們和平的破壞也會減少。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的是，聯合一致必然會防止它們自身之間發(fā)生戰(zhàn)爭。這種戰(zhàn)爭不斷地折磨著相互鄰接的國家，因為沒有同一的政府把它們聯成一氣。這種戰(zhàn)事，僅由于它們彼此之間的互相競爭，即可發(fā)生，如果與外國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關系，則會進一步激發(fā)和加劇這種對抗。[7]

華盛頓對美國未來期盼就是“政府的統一，使大家結成一個民族”[8]。他告誡美國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應當正確估計這個民族團結對于集體和個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價值；大家應當對它抱著誠摯的、經常的和堅定不移的忠心；你們在思想和言語中要習慣于把它當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榮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護它。如果有人提到這種信念在某種情況下可以拋棄，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應當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圖使我國的一部分脫離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現在聯系各部分的神圣紐帶，在其最初出現時，就應當嚴加指責。[9]

身為華盛頓的軍事秘書的漢密爾頓也曾以英國為例，深刻了分析國家統一對于美國形成強大的國力的絕對必要性。他說：

大不列顛海軍，我們聞名已久，如果我們明智的話，終有一天美國海軍也會引人注意。如果一個全國性政府不是這樣管理大不列顛的航海事業(yè)，使之成為海員的培養(yǎng)所——如果一個全國性政府不把國家的全部財力和物力用來組織海軍，那么英國海軍的威風決不會被人贊美。假定英格蘭擁有自己的海運和艦隊，假定蘇格蘭擁有自己的海運和艦隊，假定威爾士擁有自己的海運和艦隊，假定愛爾蘭擁有自己的海運和艦隊，假定不列顛帝國這四個組成部分由四個獨立政府統轄，那么不難看出，不用多久它們都會變得比較無足輕重了。

把這些事例應用于我們自己的情況。假定讓美國分為十三個，如果你喜歡的話，或者分為三四個獨立政府，這些政府還能建立和維持什么樣的陸軍，他們究竟想要有什么樣的海軍呢？如果一個政府遭到攻擊，其它政府會趕去援助，為保衛(wèi)該政府而流血、花錢嗎？難道不會發(fā)生如下的危險：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語的阿諛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過于愛好和平所引誘而拒絕拿自己的安寧去冒險，而且拒絕為鄰人提供防御，也許它們妒忌鄰人，樂于看到鄰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雖然這種行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臘各邦和其它各國的歷史，充滿著這類事例，以前時常發(fā)生的事情，在類似情況下，并非不可能重新發(fā)生。

即使它們愿意幫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聯，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項怎么提供，何時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這支聯合軍隊由誰統率呢，統帥又將聽命于哪個政府呢？和約條款由誰決定，萬一發(fā)生爭執(zhí)，由誰仲裁，并且迫使它們默認呢？這種困難和不便是同這樣的情況分不開的。而一個政府則會照顧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國的力量和資源結合起來，加以管理，它就會擺脫這些困難，從而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無論我們的情況如何，無論是牢固地團結在一個全國政府下面，還是分為幾個邦聯，外國對情況的認識和看法必然和實際絲毫不差，并且將對我們采取相應的態(tài)度。如果他們看到：我們的全國政府能力高強，管理良好；我們的商業(yè)管理深謀遠慮；我們的民兵組織適當，訓練優(yōu)良；我們的資源和財政管理細致周到；我們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們的人民自由、滿足而且團結；那么他們就更加愿意培養(yǎng)同我們的友誼，而不想激怒我們。另一方面，如果他們發(fā)現我們或者缺乏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對或做錯，全由統治者作主），或者分為三四個獨立的、也許不夠和睦的共和國或邦聯，一個親英、另一個親法，再一個親西班牙，也許三個國家彼此相互拆臺，那么美國的形象在他們的眼中將顯得多么卑賤，多么可憐！她怎么不該不僅被他們輕視，而且還遭到他們迫害呢。不用多久，這種付出重大代價的經驗就會告訴我們，當一個民族或一個家庭處于這樣分裂的狀態(tài)時，必然是對自己不利的。[10]

美國人真是不辱使命，他們不僅自身團結，捍衛(wèi)著國家的統一，最重要的還在于他們不惜一切手段擴張美國的領土，并在擴張中主動出擊，利用歐洲矛盾，粉碎歐洲列強分裂美國的企圖。1812年，英國入侵美國，美國人利用拿破侖在大西洋東岸排擠英國的機會，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國并于1814年迫使英國簽訂《根特和約》，英國最終確認美國獨立。1823年12月2日，美國總統門羅發(fā)表國會咨文，警告“今后歐洲任何列強不得把美洲大陸業(yè)已獨立自由國家當作將來殖民的對象”。“我們認為列強方面把它們的政治制度擴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區(qū)的企圖，對于我們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11]

美國在排除歐洲對美洲的干涉的同時，自己卻全力擴張領土邊界：1844年吞并得克薩斯，1846年發(fā)動侵略墨西哥的戰(zhàn)爭，強奪面積達2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國與英國發(fā)生爭端，1846年雙方簽訂條約，規(guī)定北緯49度為俄勒岡和英屬加拿大的分界線，從而基本奠定了美國北部與加拿大的邊界；1861年美國南方要求與北方分離，美國人謹記華盛頓的告誡，以軍事的手段于1865年實現國家統一；1867年又從俄國人手中購得阿拉斯加。這樣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從大西洋西岸的狹長小國擴展為東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據大陸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而這種大陸主體板塊則是其后來形成世界影響力的物質依托。又經過20世紀的奮斗，美國“從一個相對孤立于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12]

這個結果在18世紀前是不可想象的。當時，只有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具有這種世界影響力，而當時的歐洲則陷于不間斷的戰(zhàn)亂之中。“這足以使當時任何一位冷靜的觀察家都會作出如下預言：這些國家將很快內耗衰竭，而中東和東亞地區(qū)（籠統地被稱為‘亞洲’、‘東方’或‘東部’）較為統一的帝國則會成為長時間影響世界事務的決定力量”。[13]

但歷史的辯證法卻沒有沿著人類歷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國為龍頭并以中國為結束的“農業(yè)全球化”軌道筆直前行，而是從中打開了通往另一條即工業(yè)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為歐美文明的基礎。如果說，工業(yè)生產方式及由此開辟的工業(yè)全球化道路在農業(yè)全球化鏈條的“薄弱環(huán)節(jié)”[15]，即遠離東方且又支離破碎的歐洲大陸獲得突破的話，那么，它則在具有主體地緣政治板塊的北美大陸獲得迄今風頭仍健的傳承。

這里值得提及的是，與亞洲中國不同，美國在北美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是美國人自覺打出來，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國在亞洲的這種地位則多半是從秦以后的歷史繼承下來，因而是先天具有的——這與歐洲先天傳承下來的破碎地緣政治狀況正好相反；19世紀以來，美國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隨美國人的大陸主體意識同步上升，而中國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及其意識總體上則在下降，直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中國的大陸主體地位和主體意識才開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覺的性質。

美國大陸主體板塊為其后來擊垮歐洲、繼而擊垮蘇聯并最終成長為世界霸權大國奠定了基礎。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歐洲大陸先是為英國，繼而為美國有規(guī)律地提供了豐富的“戰(zhàn)略機遇期”。 我們看到，正是英國與法國的矛盾、法國在“七年戰(zhàn)爭”中的失敗、英國與西班牙在直布羅陀海峽的爭奪以及西班牙的失敗以及英國與俄國爭奪海上霸權的矛盾，才導致美國在獨立戰(zhàn)爭中獲得法國的關鍵性的結盟和承認、獲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葉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國、丹麥、瑞典、荷蘭、普魯士、奧地利、葡萄牙和兩西西里王國等主要歐洲國家相繼參加并“對英國是一個沉重打擊，而對美利堅聯合邦卻極為有利”的《武裝中立宣言》。[16]正是拿破侖法國與英國的矛盾才導致美國在1803年得以從兩年前還想遠征北美的拿破侖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國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敗于英法，美國才可能在南北戰(zhàn)爭中贏得俄國海軍的決定性的支持并在戰(zhàn)爭后不久從俄國手中購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國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開戰(zhàn)并受到幾乎所有歐洲大陸國家的指責，這時美國又利用英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獲得英國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敗了西班牙，由此打開通往遠東的門戶；正是由于20世紀兩次主戰(zhàn)場發(fā)生在歐洲的世界大戰(zhàn)，美國才可能在后半個世紀里，取代歐洲成為新的世界政治霸權中心；最后，還是利用戰(zhàn)略空間嚴重被蘇聯從東、北兩面擠壓的歐洲和中國與蘇聯的矛盾，美國人合縱連橫，最終擊敗蘇聯并使在20世紀末獨步天下，成為繼“日不落”大英帝國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這一切成就，都有賴于令英國傳統的“均勢”戰(zhàn)略無可奈何的美國在北美擁有的主體地緣政治板塊。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國的主體板塊地位，又使美國可反彈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間“請君入甕”，大玩老英國的“均勢”游戲，并從中獲得巨大的國家利益。對此，孔華潤深刻總結說：“‘歐洲的災難’常常是美國的‘機會’。美國革命的成功——在歐洲人看來不過是殊死的權力爭奪中的一個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獲取，也許都是最好的例證。當然，歐洲的災難可能也會擴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時，美國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英國把全部資源用在反對拿破侖的戰(zhàn)爭上”。總之，“歐洲因素成為美國獲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雖各不相同，但卻是持續(xù)不斷的”。[17]對美國的成功，20世紀初的美國海權思想的奠基人馬漢則從地緣政治上明白地理論總結說：

盡管所有歐洲文明之內的國家都有著許多共同的東西，但是如普遍承認的，還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將它們分為各自內部有著基于共同血緣的明顯親近感的集團。不過，如陸地上常常發(fā)生的情形表明的，當這些集團的成員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時，這種鄰近可能會象同極的電流那樣產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為決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處則被拋之腦后。另一方面，如果邊界相距甚遠，相互接觸輕微以至于不會引起政治沖突———就象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情形，同一種族的生存、發(fā)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為政治理想所在。[18]

在十九世紀來臨之時，美國并不是北美地區(qū)唯一的一個陸上強國，而是幾個力量大致相同的強國中的一個。它和所有其他的強國都有著產生于利益沖突的分歧，而且和它們在地理上直接接觸，后者是一個被普遍認為會增加發(fā)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為盡管兩個國家也可能在與彼此都相距遙遠的地區(qū)發(fā)生利益沖突，但當爭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條人定的邊界之上時，對抗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會高得多。所以，當時美國政府的一個自然的也是正確的打算就是通過將所有有爭議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煩產生的根源。于是，我們就選擇了一條處于類似環(huán)境下的歐洲大陸國家也會遵從的行動方針。為了得到關系著我們利益的土地，我們和別人討價還價，運用計謀，也發(fā)出威脅。盡管杰斐遜運用的是相當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會認為它們謹慎過了頭或者過于拘泥于杰斐遜個人的政治信仰了。從較高的道義標準來看，美國獲取路易斯安那——美國從一個并無權利出賣這塊土地的政府那購買了它，而置那個曾以這塊土地不能被如此出賣為條件將其讓出的另一大國的抗議于不顧。這個抗議過于微弱，以至無法對拿破侖和我們自己產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詐和使用暴力兩者間選擇一種較少引起抵觸的方式以實現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標；我們通過曲解把西佛羅里達強行擺在談判桌上討論的做法也不使關于它的交易看起來多么光彩。不過，從政策上講，無疑當時的我國政府是相當英明的；而且，當時上述地區(qū)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這些地區(qū)被轉讓以及并入美國。由于我們大家都熱愛自由，所以當時也不用過多擔心忠誠對象的改變會對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傾向產生什么不良的影響。在關系到國家或世界的重大問題上，少數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權利不應被優(yōu)先考慮，這其中并不必然有著什么不正義之處，就如在投票時少數要服從多數一樣。[19]

中國在20世紀初也曾受惠于“歐洲的災難”帶來的機會，當時代表帝國主義利益的中國各地軍閥已接近將中國完整的主體板塊肢解為歐洲式的破碎型板塊，中國幾乎成了歐洲列強案板上只等舉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這時，歐洲爆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列強將部署在中國的軍事力量撤回，使中國獲得化險為夷的機遇：中國民族主義經濟與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國民黨力量迅速壯大，在國共領導下的北伐中，中國接近統一。

此后，中國面臨日本有史以來的全面挑戰(zhàn)。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亞洲大陸，類似于英國之于歐洲大陸。而日本之所以長期得不到英國那游刃有余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正是由于亞洲有著歐洲沒有的以中國為主體的地緣政治板塊和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文化板塊——而后者更是美國文化望塵莫及的優(yōu)勢所在。20世紀30至40年代，日本大規(guī)模侵略中國。日本認為“必須以鐵與血，拔除東亞之難局”[20]。日本侵略中國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國。至40年代，日本已將整個中國東部地區(qū)肢解為以日本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運用英國“均勢戰(zhàn)略”操縱亞洲大陸政治的若干個“衛(wèi)星國”：大陸東北部冒出的“滿洲國”——這相當于歐洲的德國，華北是所謂“華北自治”——這相當于歐洲的法國，華中、華南是汪偽傀儡政權——這相當于歐洲的西班牙。只是后來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際打了美國——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侖在與英國戰(zhàn)爭時又發(fā)兵俄國。中美聯手后，傳統的并對中國今天崛起起著幾乎是基礎性作用的中國的大陸主體板塊地位才得以恢復。

敘史至此，不禁唏噓，古今偉業(yè)之興衰，僅懸系于閃念。如果說，公元800年幾乎將歐洲統為一體的查理大帝，其對歐洲的貢獻可比作中國的“秦始皇”，那么其斷送歐洲未來的三個孫子的罪過則不會次于一個中國的 “汪精衛(wèi)”。公元843年將歐洲一分為三的凡爾登簽訂的條約，這為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深埋了一個極難修復的破碎性的根基，這又反過來為處于歐洲大陸邊緣的小島英國最終成長為世界大國提供了天然的地緣政治條件。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使島國日本不可能成長為英國那樣的世界大國的歷史結果以及日本屢次要肢解中國的企圖中得到反證。歷史表明，大規(guī)模國際戰(zhàn)爭較少的地區(qū)，是像亞洲、美洲這樣一些具有主體地理板塊的地區(qū)。對此，我們中國人應感到幸運。

這些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具有亞洲主體地理板塊的中國不僅承擔著中國穩(wěn)定的重任，而且還承擔著亞洲穩(wěn)定的責任。未來中國決不能犯下843年歐洲查理大帝三個不肖子孫肢解法國在歐洲主體板塊并由此導致英國——這在亞洲就是日本——得以用“均勢政策”反制歐洲大陸的歷史性錯誤。美國人民牢記華盛頓的教導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人民也要謹記毛澤東同志 “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yè)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的教導，[21]為了中國的穩(wěn)定，為了亞洲和平，中國人有責任不惜任何代價維護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所不具有的天然傳承于中國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亞洲尤其在東亞的主體地位，那么，在維護國家統一方面，我們就應該做得比美國人更好。

二、國家擴張的限度取決于其他國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決于反制國家的大小多少及其與擴張國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國力的國家對撞，距離越近，雙方國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擴張能力就越小

歐洲畢竟是曾經統治過世界的地區(qū)，究其原因是由于歐洲工業(yè)革命較早于世界其他地區(qū)，這使得歐洲在崛起之初就面臨著一個其資本主義工業(yè)生產方式幾乎是可以無限擴張的空間。這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歐洲內部大國之間近距離擠壓而被抵消了的擴張力量。

但是，自從19世紀60年代美國、日本崛起后，歐洲外圍的政治空間大幅壓縮，而俾斯麥德國的崛起又加劇了歐洲大國間的近距離擠壓，這又更加壓縮和抵消了歐洲的整體對外擴張能力。這使得歐洲在每次世界擴張達到頂峰時，都因歐洲內部大國沖突爆發(fā)而被迫收縮甚至放棄已有戰(zhàn)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侖戰(zhàn)爭，在1812-1814年美英戰(zhàn)爭中本具優(yōu)勢的英國向美國讓步；美國內戰(zhàn)期間，英、法、西三國遠征墨西哥，由于德國俾斯麥統一德國后對法國形成的安全壓力導致拿破侖三世在占領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從墨西哥完全撤回歐洲以準備與德國的軍事沖突；由于19世紀末英國準備英布戰(zhàn)爭，才使美國于1898年一舉突破英國、西班牙和德國的東太平洋的防線，奪得夏威夷并在獲得英國中立的條件下挑起并贏得美西戰(zhàn)爭。西班牙戰(zhàn)敗，美國奪取西班牙屬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關島。接著又將菲律賓和古巴變?yōu)槊绹闹趁竦睾捅Ｗo國，并于次年加入遠東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行列。在遠東地區(qū)，正是由于1914年歐洲爆發(f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迫使歐洲列強從中國調頭回歐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將展開的瓜分中國的罪惡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也是歐洲內部的大國沖撞，其結果則是整個歐洲霸權在世界范圍的全面衰落。

讀史至此，讓人扼腕：歐洲真是一個愈演愈烈的內斗最終導致全體毀滅的范本！這大概也是今天歐洲人決心——不管再困難——走向合作的原因。

讓我們將視野從大西洋東岸移至西岸的美國。

美國在其誕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塊還是政治板塊都比歐洲更為破碎：各州擁有如此大的權力，以至費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稅，不能開展有效談判，不能向其他國家保證它所簽訂的協議將會得到各州的切實履行，不能制定旨在從其他國家那里獲得特惠的統一的商業(yè)政策，不能維持一支富有戰(zhàn)斗力的陸軍或海軍。[22]但美國人吸取歐洲力量內耗的教訓，以鐵腕阻止美國可能出現類似查理大帝子孫三分歐洲的局面，全力擴張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構成與美國均勢的國家或地區(qū)力量出現。另一方面，美國又運用老英國的均勢謀略，盡可能破壞歐洲團結，保持德、法、英之間均勢，使之內部相互牽制；與此同時，美國又通過“雅爾塔體系”提升蘇聯的力量以在歐洲大幅壓縮英、德、法安全空間。盡管英國曾是美國的死敵，但在歐洲大陸衰落后，美國又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使之處于強不至向美國挑戰(zhàn)，弱不至向蘇聯屈服的地位。在歐洲各國之間，美國又給昔日的敵人英國以特殊戰(zhàn)略伙伴地位，這樣可使英國成為美國“用來抵擋有時是所向披靡之洪流這樣一道防波堤”。[23]同種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戰(zhàn)爭結束后用于日本：在擊敗日本的同時又扶持日本，使之強不至向美國挑戰(zhàn)，弱不至向中國、俄國屈服，并使之在地緣政治上成為美國抵擋太平洋西岸亞洲大陸力量東進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這一觀點也得到當代日本學者的承認和不恰當的發(fā)揮。日本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 1996年編輯出版的《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一書中就有觀點認為：“當俄羅斯南下時，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24]

現在我們再將視野從太平洋東岸的美國轉到西岸的中國。

與歐洲相比，美國在亞洲則面臨的是與歐洲完全不同的地緣政治形勢。這主要表現為亞洲有以中國為中心的主體地理板塊和對東亞影響深遠的儒家主體文化板塊。純粹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蘇聯東南腹下的中國如果出現延伸至南中國海的類似東歐和中亞式的破碎地帶，至少出現劃長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有利于俄國的地緣政治利益，[25]而毛澤東1949年率軍渡江打敗蔣介石統一全中國后，這種可能性不復存在；對美國太平洋西岸的地緣政治利益來說，最有利的是在東亞地區(qū)出現兩個到三個有利于美國實施類似英國對付歐洲大陸的“均勢戰(zhàn)略”的政治板塊。美國人曾這樣想也這樣做過。1941年4月16日美國與日本簽署的《日美兩國諒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確認，該文件第三部分第H點明確表示美國“承認滿洲國”。[26]1941年12月2日，羅斯福總統的政治顧問兼蔣介石政府的政治顧問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27]曾對蘇聯大使披露：“華盛頓和倫敦在考慮，或把東北留給日本，或把東北變成‘緩沖地帶’，以便（在任何情況下）保障遠東的均勢。”[28]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向美國政府提出關于中國問題的報告，還提議由國民黨政府集中力量控制華北，而把中國東北交由國際托管。[29]只是蘇聯在出兵中國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將東北交給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這才使美國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國板塊的企圖化為泡影。但美國并沒有就此放棄努力，二戰(zhàn)后，美國又積極培植日本，發(fā)動朝鮮戰(zhàn)爭，扶持臺灣當局以反制中國。如果說，利用蘇聯壓縮歐洲是羅斯福及馬歇爾戰(zhàn)后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東北亞，造成類似歐洲大陸之于英國的，并有利于美國操縱東亞大陸政治的“均勢”板塊，則是美國戰(zhàn)后東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國在朝鮮戰(zhàn)爭中的失敗——從這個角度看1950年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的決策對中國崛起，乃至對東亞崛起，無疑具有極其深遠的奠基意義——才使美國分裂東北亞、蘇聯利用雅爾塔條約分割中國東北的努力化為泡影。此后美國退而求其次，轉而實施建立從日本到南中國海的所謂意在遏制中國的“海上鏈條”。但由于中國所據有的大陸主體板塊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與英國不同——在亞洲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加上戰(zhàn)后日本夾在俄國、中國，當然還有太平洋東岸的美國這幾個巨型地理板塊之間，盡管它能量很大但難有作為。

其次，從中國周邊看，中國東、南兩向的破碎型地緣政治板塊特點是中國崛起的天然優(yōu)越條件。比較歐洲，正如西半球英國東面的破碎型大陸結構有利于英國的道理一樣，但在東半球中國則與歐洲相反而與美國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國外，環(huán)中國周邊的絕大部分地區(qū)則是有利于中國的政治破碎型地帶。從這個意義上看，正如美國南北統一后，英國已不能再用處理歐洲的事務的“均勢”方式對待美國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也不能再將縱橫于歐洲的“均勢”外交簡單地套用于東亞。美國曾在上世紀50年代單槍匹馬沖入東北亞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島大敗而歸的經驗使美國人認識到，中國在亞洲的主體板塊地位使美國不一定會是望洋興嘆，但至少也是無可奈何。

但美國并沒有放棄在亞洲再建地緣政治均勢板塊的目標，而是企圖通過“取得地區(qū)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來實現遏制中國的目的。1966年6月，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別研究認為：

不管怎樣，在未來10年及其以后，中國、蘇聯以及在越來越大程度上還有日本之間的交易將構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自己在亞洲的安全和地位將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長期來看，我們希望對中國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話，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蘇聯來進行，我們的力量和影響則保留用來校正出現的不均衡情況。如果我們能取得地區(qū)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這是我們在亞洲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我們和其他自由國家能與中國形成合作性關系，遏制戰(zhàn)略將會真正取得成功。[30]

這種戰(zhàn)略到70年代后演化為尼克松主義。到了90年代末，亨廷頓也看出亞洲問題的實質，但對此開出的卻不是尼克松而是麥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說：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zhàn)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xù)發(fā)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31]

這里，筆者可以明確告訴亨廷頓的是，遠距離挑戰(zhàn)或直接出兵對抗據有大陸主體板塊并有較大安全外圍的國家，是歷史已反復證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數。

最后，如果我們再將視野從太平洋西岸移至整個亞洲，站在世界屋脊觀看中國，我們又會發(fā)現，與美國不同，中國盡管有亞洲的主體大陸地理板塊，但從地緣政治上看，中國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大陸主體板塊國家。確切地說，它是處于俄國與印度之間的大國。美國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牽制中國，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國牽制蘇聯，并獲得一定的成果。盡管如此，這還是不能與英國應用于歐洲大陸及美國應用于整個歐洲的“均勢戰(zhàn)略”相提并論。從歷史上看，構成在俄、中、印之間相互制約的“均勢”條件并不充分，西方人從中獲利的機會——尼克松似乎是個例外——也并不多。這是因為：

第一，中國、印度、俄國三國之間有廣大的緩沖空間，與歐洲英、法、德不同，盡管也有復雜的邊界糾紛，但歷史上的中、俄、印三國并沒有出現歐洲那樣頻繁且愈演愈烈，規(guī)模愈演愈大的戰(zhàn)爭沖突。

第二，中國、印度、俄國三國的安全重心不僅不直接交叉重疊，反而錯落互補。中國的經濟和安全重心在東部和東海，在可預見的時期內，臺灣問題和國家統一問題將是中國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國經濟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歐洲，蘇聯解體使俄國國力大減，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北約東擴是俄國面臨的主要安全壓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從北方山區(qū)移向南方印度洋。這一點自上世紀50年代的尼赫魯、印度首任駐華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極深刻的認識和專門論述。[32]上世紀90年代之后，幾乎所有的重大戰(zhàn)事——海灣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幾百年海上亡國的教訓，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對其印度洋安全的擔憂。他們不會不明白：印度北方問題只涉及領土遠近，而南方問題卻關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紀頭幾十年，印度洋將是印度安全的絕對重點。

從文化上看，中國、俄國、印度三國社會文化盡管不同，但它們的政治文化卻十分近似。它們都經歷過民族、民主革命。中國與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經歷，中國與俄國還有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經歷，這在它們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標及與此目標相符合的政治內容。列寧注意到了這一點并在臨終口授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對此有過明確的論述，他說：

“斗爭的結局歸根到底取決于這一點：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

“整個地說來，只有根據地球上絕大多數的人終于由資本主義本身訓練和培養(yǎng)起來進行斗爭這一點，才能預見到斗爭的結局。”[33]

毛澤東也意識到這一點并語重心長地讓人轉告尼赫魯說：

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在東方，美帝國主義在臺灣、在南朝鮮、在日本、在菲律賓，都有很多的軍事基地，都是針對中國的。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斗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qū)，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盡管菲律賓、泰國、巴基斯坦參加了旨在對付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34]我們還是不把這三個國家當作主要敵人對待，我們的主要敵人是美帝國主義。印度沒有參加東南亞條約，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于美國，西方又樹敵于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也不會威脅印度。你們看吧，“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中國俗語)，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系，究竟是友好的，還是敵對的，你們終究會明白。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我們在本文前面幾段所說的那些話，那些原則立場，那些是非界線，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能解決目前我們兩國之間的分歧。但是那些話所指的范圍，不過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即屬于西藏一個地方我們兩國之間的一時分歧而已。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關于中國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國的東方，而不能也沒有必要放在中國的西南方這樣一個觀點，我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曾經和前任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先生談過多次，尼赫魯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賞這一點。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將這些話轉達給印度當局沒有?朋友們，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zhàn)線的，是不是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里。請你們考慮一下吧。請讓我借這個機會，問候印度領袖尼赫魯先生。[35]

經驗表明：霸權國家的世界性擴張的力度與世界反霸力量聯合的強度永是同比發(fā)展的。現在印度人、中國人和俄國人，乃至中東阿拉伯人，經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資本全球化的“訓練和培養(yǎng)”（列寧語），已對資本主義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們通過參與全球化及與國際市場接軌，也學到了利用市場規(guī)則與國際霸權國家斗爭的經驗。這些經驗將有助于他們重新起來與資本主義和霸權主義斗爭并在新斗爭中形成新的團結，尤其是“構成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的俄國、印度、中國三國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關于這一點，我們只要比較一下這三國在近幾年安全戰(zhàn)略關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認為它們與上世紀60、70年代已有了本質的轉變。前者的矛頭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資本和霸權的擴張，后者則是三國內部沖撞。而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紀美國直接以軍事為后盾和以“先發(fā)制人”政策為先導的全球擴張。

不平則鳴。1998年12月，面對即將來臨的科索沃戰(zhàn)爭無可奈何的俄國，通過在印度訪問的普里馬科夫外長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戰(zhàn)略三角”的倡議，當時，中國和印度沒有多少呼應。21世紀始，“臺獨”步伐加快，中國東海形勢日緊，在印度方面，啟動于印度洋上的戰(zhàn)爭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連三，北約向中亞大幅推進，這使中印俄三國都意識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預料，正如英國在全球過度擴張是歐洲大陸國家與美國間縱橫聯盟條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國崛起的重要機遇一樣，今天美國在世界擴張的程度也將與中俄印三國乃至亞歐大陸板塊的戰(zhàn)略合作的緊密程度同步發(fā)展。

三、合縱連橫，根據國家面臨的具體利益及其主次關系確定和調整戰(zhàn)略合作對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與一個大國形成認同和戰(zhàn)略默契關系，但不與任何一個大國持久保持結盟關系，是美國成功的重要經驗

與古羅馬帝國最早出自一個各村聯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國也起于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的狹長地帶的13個邦的聯合。美國之所以能夠在僅僅半個多世紀崛起為世界頭號霸權國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國的單打獨斗，而在于美國在迎接歷次重大的外交挑戰(zhàn)之前，都至少與一個大國形成戰(zhàn)略默契關系。

18世紀60年代，獨立戰(zhàn)爭期間，為了從英國爭取獨立國家地位，聯合起來的北美起義者與英國的宿敵法國結盟，贏得第一次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19世紀初，美國杰斐遜與法國拿破侖在反英戰(zhàn)爭中的默契配合，不僅使美國于1803從拿破侖手中購得路易斯安那，而且還于1812-1814年，贏得第二次獨立戰(zhàn)爭的勝利。60年代，南北戰(zhàn)爭期間，美國面臨英、法、西三國的聯合抵制，林肯與俄國形成某種形式的戰(zhàn)略默契，戰(zhàn)勝了親英法的南方分裂勢力，其后繼者安德魯·約翰遜總統通過與俄國“聯手挑戰(zhàn)英國權勢”[37]不僅鞏固了美國國家統一成果，而且還于1867年從俄國人手中購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為了確保條約獲得通過，沙皇的公使顯然給美國國會一些重要成員送了錢”。[38] 1898年，美國于太平洋上發(fā)動與西班牙的太平洋戰(zhàn)爭，此舉受到歐洲大陸主要國家的譴責，但卻獲得了英國的中立立場并最終贏得了這場打開通往遠東門戶的戰(zhàn)爭。20世紀初，美國面對歐洲的第一次大戰(zhàn)，實行“光榮孤立”，兼發(fā)戰(zhàn)爭財。但在戰(zhàn)爭后期，美國卻在力漸不支的同盟國身上猛踩一腳，一舉成為戰(zhàn)勝國并大獲戰(zhàn)爭紅利。20世紀30年代末，爆發(f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本想實行“一戰(zhàn)”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戰(zhàn)爭。面對戰(zhàn)爭帶來的風險，美國與國際反法西斯國家加強合作，但到戰(zhàn)爭勝利在望時，美國則將目標從打敗法西斯轉到戰(zhàn)后地緣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標決定盟友。此后美國在與英國、中國保持盟友關系的同時，卻在戰(zhàn)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與蘇聯達成戰(zhàn)略默契，趁英法在二戰(zhàn)中削弱之際，“渡過盧比孔”，[39]從諾曼底打擊德國的同時，也對英法歐洲實行最后的一擊，放蘇軍進入東歐，以此大面積擠縮歐洲地緣政治空間。此后，美國在因蘇聯占領東歐而日益擁擠的歐洲大量駐軍，名義是抗蘇，實則是控制歐洲，從此歐洲霸權一蹶不振，來自歐洲的對美國的傳統安全壓力也由此終結。二戰(zhàn)后，蘇聯崛起，美蘇爭霸，美國又聯合歐洲，到70年代又聯合中國遏制蘇聯霸權，并于90年代利用戈爾巴喬夫農夫般的善良和葉利欽的右派“幼稚病”[40]，臨門一腳，促成蘇聯解體。

制約歐洲的蘇聯因素的消失使歐洲地緣政治空間大幅向東擴展。此后，歐洲開始向美國叫板。歷史辯證法就是這樣：美國在擊敗蘇聯的同時，也在歐洲打開了原本讓蘇聯壓著的美國宿敵，即西歐這個“潘朵拉盒子”。這反過來又增大了美國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東岸，美國不僅要應付俄國，而且還要對付歐洲；在太平洋西岸，蘇聯解體使美國將矛頭對準正在崛起的中國和俄國，其結果也與歐洲的情形一樣，美國在與中俄對陣的同時，也在亞洲打開了曾痛擊過美國的并壓在“雅爾塔”山下的日本這個東方“潘朵拉盒子”。與蘇聯解體后歐洲東擴的后果一樣，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將它收回去就難了。目前美國外交已陷入幾乎與世界所有大國作對的外交沼澤之中，惡兆逼近。當然這是后話。

國家重大外交行動須與至少一個大國形成戰(zhàn)略默契關系，而不管這種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國在內幾乎所有大國成功崛起的重要規(guī)律。且不說英國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間合縱連橫，不僅成功地操縱著歐洲大陸及其他區(qū)域，而且還在拿破侖戰(zhàn)爭、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屢屢化險為夷。我們只要看看俾斯麥的外交縱橫所贏得的統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麥之后的德國外交因四面樹敵而屢戰(zhàn)屢敗的歷史，就會對這一規(guī)律有清醒的認識。

此外，需要注意的還有，美國崛起中的任何戰(zhàn)略合作對象都不是長期固定的，更多情況下——比如杰斐遜與拿破侖、羅斯福和斯大林針對歐洲的合作——還是非正式的。美國與他國的戰(zhàn)略合作完全繼承了老英國“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而只有永遠的國家利益的外交原則，而且美國還青出于藍，在實踐中還玩出交叉結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戲。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戰(zhàn)中美國在與英國、蘇聯、中國結盟的同時，羅斯福還為了戰(zhàn)后利益在背后與蘇聯斯大林有著非正式針對英法帝國的戰(zhàn)略默契。正如美國作家沃爾特·拉塞爾·米德在《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樣，“美國人不費一槍一彈就摧毀了英國，而且事實上還保護它不受更加殘暴的敵人的傷害。”[41]

研究美歐博弈的歷史經驗，是為了中國新世紀的崛起。今天的中國是已卷入世界市場經濟的中國，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兩個陣營時期，中國外交選擇并熟悉了以意識形態(tài)為政治基礎的國際合作的話，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訪問中國，中國外交也開始注重以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國際合作。如果我們曾在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中獲利同時也失利的話，那么，進入90年代，特別是蘇聯解體后，中國向西方近乎一邊倒的外交紅利在今天已大幅遞減。進入21世紀后的中國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由于蘇聯解體，我們已失去了“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的國際安全環(huán)境，今后中國可能不得不獨當一面。獨當一面就會更深地接觸到世界政治的殘酷本質。盡管有了這些年的經驗，但由于長期置身于世界市場之外，我們對國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則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對帝國主義的憎恨，中國人在潑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洗澡水”時，連這些較早進入世界市場國家的基于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經驗也拋棄了。我們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這種在英美國家看來是不可思議的道義和感情判定來確定戰(zhàn)略盟友選擇，其結果更多的總是 “憤慨”和“遺憾”。中國從東西方陣營的懷抱中，開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場，并開始與在世界市場中成長的國家進行戰(zhàn)略博弈。博弈就必須合縱連橫，就必須研究世界力量均勢的理論，適應并學會英美國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戰(zhàn)略力量板塊的外交能力。為此，在東方儒學思想的基礎上批判性地認識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國治理世界的外交經驗，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國傳統“和諧”思想又能應付冷酷的世界市場競爭的新的外交理論，是我們中國學者面臨的重要任務。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與兩個大國同時作對，更不能在世界強國之間四面出擊

較之據有大陸主體板塊的國家歷史，歐洲歷史留給人類研究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濃縮了大國興衰的經驗與教訓。換言之，只有歐洲這樣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豐富的“世界大戰(zhàn)”的案例。如果我們研究一下歐洲，乃至世界失敗大國的案例，就會發(fā)現，其共同點在于它們在崛起過程中所尋求的戰(zhàn)略目標過于龐大以至于不得不與至少一個以上的大國作對。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縮戰(zhàn)略目標，只將國力用于最關鍵目標的國家，都能達到其利益擴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獨立戰(zhàn)爭期間，為了打擊支持美國獨立的歐洲國家，英國宣布實行海上封鎖。這不僅使英國與法國、西班牙結仇，而且與俄國及幾乎所有歐洲海上國家結了怨。因此，英國失去了俄國女皇葉卡特琳娜二世曾許諾過的“在英國與其北美殖民地發(fā)生戰(zhàn)爭時，俄國將援助英國”[42]的寶貴支持。其結果是英國在沒有任何大國支持的情況下，孤軍作戰(zhàn)失敗并被迫承認北美獨立。再看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拿破侖在歐洲的擴張引起整個歐洲的抵抗，拿破侖也曾五次打敗以英國為后盾的反法聯盟。然而，真正導致拿破侖失敗的原因，在于他與英國沖突并節(jié)節(jié)勝利之后，于1812年輕率出兵直奔俄國，使法國與歐洲最強的國家英國和俄國直接兩面沖突，其結果導致還在1810年處于巔峰的拿破侖，于1813年底敗于由英國、俄國、普魯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國組成的第六次反法聯盟。1814年反法聯軍進入巴黎，拿破侖被禁厄爾巴島。盡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國還是敗局鑄定。與拿破侖犯有同樣的錯誤的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德國、日本。對這兩個國家來說，導致它們失敗的原因，均在于同時與兩個大國發(fā)生沖突。自從德國在向英國挑戰(zhàn)后又挑戰(zhàn)俄國，日本在向中國挑戰(zhàn)后又挑戰(zhàn)美國，德、日兩國就迅速走向崩潰。再看蘇美爭霸：20世紀50年代的朝鮮戰(zhàn)爭和60、70年代的越南戰(zhàn)爭中，美國與蘇聯、中國作對，美國失敗；80年代的阿富汗戰(zhàn)爭中，蘇聯與中國、美國作對，蘇聯失敗。

五、“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外交思維，而“實力 + 勢力范圍 = 大國政治”，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表達國家安全利益語言基本的句式，這些都是中國人需要學會掌握并專用于與持同種思維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壓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義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勝利的，而道義往往不言私利。但當革命勝利后，為了鞏固政權，革命政權需要與過去的國際壓迫者打交道時，卻發(fā)現，這時的外交就不僅是道義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過利益交換而實現政治目標的外交能力。美國獨立之初，其外交目標多是道義的和反霸的，美國反對英國并不是為了侵犯英國而僅是為了與英國“建立一種堅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個真實和真誠的友誼”（1794年英美《杰伊條約》）[44]。然而100年后，當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北美大國并準備進入遠東之際，威爾遜向西奧多·羅斯福及時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45]的原則，這時美國人已認識到，外交是為國家謀利的手段。將商業(yè)原則運用于外交，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從古羅馬拉丁民族那里繼承下來的重要思維形式。近代歐洲殖民開拓就是以“公司”為先鋒的。商業(yè)就要有交換，這在國際政治中就是根據實力進行包括地緣政治利益在內的國家利益交換；交換就要有交換的語言，這在盎格魯撒克遜人那里就是“實力 + 勢力范圍 = 大國政治”。彼得大帝將這個原則簡潔地概括為：“打仗或貿易”。[46]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維埃政府需要與西方人打交道，談生意。當時蘇維埃干部大部分沒有與資本家“言利”的本領，針對這種狀況，列寧告訴蘇維埃各級干部說，“不要以為在國營托拉斯和合營公司中，到處都有負責的優(yōu)秀黨員，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有了這些黨員也不能解決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不會經營，在這一點上他們還不如那些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煉的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47]，列寧棒喝這些品質優(yōu)秀卻不會也不愿“言利”的官員說，“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至于要消滅所有的狼（在一個合理的人類社會里理應如此），那我們就要照俄國一句精辟的俗話去做：‘上戰(zhàn)場別吹牛，下戰(zhàn)場再夸口……’”[48]。這就是說，道義在革命時期需要戰(zhàn)場上的勝利來支撐，在建設時期就需要不斷贏利來支撐；沒有實際利益——在革命中是階級利益，在建設時期是國家利益——的獲得，革命就會成為斯巴達克式的殉難。

后來蘇維埃干部不僅很快就學會用商人思維經營企業(yè)，而且還學會了用這種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維形式與西方人進行事實證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談判。

歷史上的英國人總是在美國人和俄國人面前顯擺他們這點實用主義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爾意圖敗北的德黑蘭會議上，斯大林明確告訴丘吉爾：“正因為俄國人相當單純，因此就認為他們沒有識別能力，看不見眼前的事物，那是錯誤的。”[49]一年后，丘吉爾便不再與斯大林在道義問題上繞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純粹盎格魯撒克遜方式進行連他都難以啟齒的利益交換。1944年10月9日丘吉爾來到莫斯科，開門見山劃出百分比，在數分鐘內就解決關于東歐巴爾干勢力范圍的談判，關于這次談判，丘吉爾在回憶錄中有如下披露：

當時的時機適于商談問題，所以我便說：“我們來解決巴爾干地區(qū)的事情吧。你們的軍隊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我們在這些地方也有我們的利益，有各種派遣團體和代理機構。

不要為了枝節(jié)問題致使我們意見相左。就英國和俄國而論，怎樣做才能使你們在羅馬尼亞占百分之九十的優(yōu)勢，我們在希臘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發(fā)言權，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則平分秋色呢？”我乘著正在翻譯這段話的時間，在半張紙上寫出：

羅馬尼亞

俄國……………………………………………90％

其他國家………………………………………10％

希臘

英國……………………………………………90％

（與美國一致）

俄國……………………………………………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亞

俄國……………………………………………75％

其他國家………………………………………25％

我把字條遞過去給斯大林，此時他正在聽翻譯。稍停片刻，他拿起藍鉛筆在紙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條遞回我們。一切就這樣解決了，比把它寫下來還要快。

當然，我們對我們的主張已經長期操心考慮過了，這時只不過是處理一下眼前的戰(zhàn)時安排而已。一切較大的問題雙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說，當時我們所希望的是戰(zhàn)爭勝利之后能有一個和平會談。

這之后沉默了一陣。鉛筆劃過的紙條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說：“似乎我們在處理這些與千百萬人生死攸關的問題上，用這種草率態(tài)度，這不至于被人說是玩世不恭嗎？讓咱們把字條燒掉算了。”“不，你保存著。”斯大林說。 [50]

斯大林是一位共產黨人，同時又是一位在當時蘇共內最懂盎格魯-撒克遜談判句式的人。丘吉爾是一位著名的對共產主義持死硬反對立場卻不會說“共產主義”話語的政治家，但這兩位人物不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們國家面對著共同的敵人外，還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學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爾熟悉的句式與丘吉爾進行談判，結果反弄得丘吉爾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樣，這次談判結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魯撒克遜血統和思維的羅斯福的認同。英、蘇、美三方的利益認同對于盡早結束二戰(zhàn)起了積極的作用。認同不僅是道義的認可，更是利益的交換。交換就是一種純粹的商業(yè)行為，這大概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前進的“惡動力”[51]。

中國是一個文明歷史較久的國度，數千年文明既是中國發(fā)展的動力，同時在與歷史“惡”的方面打交道時，卻成了“我不負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滸》，講的既是人民聚義的故事，同時也講的是人民為“義”所拖垮的故事。中國較晚才出現現代主權國家，因而中國人在國際談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業(yè)語言，也不善于從“實力”角度出牌，結果不是別人聽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騙”。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蔣經國隨宋子文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獨立問題與斯大林交換看法。蔣經國以“善”出牌，對斯大林說：

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七年抗戰(zhàn)，就是為了要把失土收復回來，今天日本還沒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zhàn)的本意？我們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我們，會說我們“出賣國土”；在這樣情形之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就無法支持抗戰(zhàn)；所以我們不能同意外蒙古歸并給俄國。

斯大林則是以“實力 + 勢力范圍”這種典型商人邏輯回答說：

你這段話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過，你要曉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使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出要求。今天，你沒有這個力量，還要講這些話，就等于廢話！”

蔣經國不理解斯大林的商業(yè)邏輯，繼續(xù)問：“你為什么一定要堅持外蒙古‘獨立’，外蒙古地方雖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沒有什么出產。”斯大林給蔣經國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經典回答，說：

“老實告訴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軍事的戰(zhàn)略觀點而要這塊地方的。”他拿出地圖，指著說：“倘使有一個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聯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

蔣經國還不理解，告訴斯大林：

現在你用不著再在軍事上有所憂慮，你如果參加對日作戰(zhàn)，日本打敗之后，他不會再起來；他再也不會有力量占領外蒙古，作為侵略根據地。你所顧慮從外蒙進攻蘇聯的，日本以外，只有一個中國；但中國和你訂立“友好條約”，你說二十五年，我們再加五年，則三十年內，中國也不會打你們；即使中國要攻擊你們，也還沒有這個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說：

你這話說得不對。第一、你說日本打敗后，就不會再來占領外蒙古打俄國，一時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敗了，日本這個民族還是要起來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滅，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會消滅的；尤其是像日本這樣的民族，更不會消滅。倘使日本交由美國人管理，五年以后就會起來。

蔣經國問：“倘使給你來管，又怎樣的呢？”斯大林回答說：“我來管，最多也不過多管五年。”觀念邏輯不同，結論自然不同，面對中國式的儒家邏輯，斯大林不耐煩地對這位少不足以與之謀事的蔣公子一語交底，說：

非要把外蒙古拿過來不可！我不把你當作一個外交人員來談話，我可以告訴你：條約是靠不住的。再則，你還有一個錯誤，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52]

蔣經國在其“自述”中對斯大林充滿憤慨、屈辱和不解。其實這是蔣經國與斯大林的談判邏輯不同。蔣經國用東方儒家的誠義和信用，斯大林則用的是商人的邏輯。蔣經國覺得斯大林“倨傲”、“露骨”與“滑稽”，而斯大林則對小蔣滿口“廢話”不耐煩。文不對題，當然互不理解。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紀西方人開始遠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則以禮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發(fā)布“寬政令”。主要內容是：外國船員漂流到日本，應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請示是否遣送長崎。發(fā)現外國船，應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調查。如果對方不拒絕調查，應盡可能溫和地加以處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員登陸并加以看管。“‘寬政令’是日本幕府首次把對外國船的習慣做法成文化。”[53]1798年日本幕府發(fā)布指示，告誡官員，“不要對外國船采取過激措施”。1806年3月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諸藩“盡可能溫和地使外國船返航，對遇風暴的漂流船，適當地給予食物、淡水和木柴，使之返航”，“如果外國人在一再警告后仍拒絕返航，應按1791年的規(guī)定予以驅逐，而不必請示”。[54]該命令成于文化年間而被稱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國第一艘抵日艦船“蝕”號進入長崎并為日方警戒包圍。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艦無償提供60船淡水、豬、100磅干魚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還武器和火藥后，將美艦用100艘小船拖出海港。

然而，農夫的善良往往經不住毒蛇一次次咬傷。在經歷西方人一次次炮艦先行，威脅在后的入侵，[55]尤其是1854年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佩利[56]用武力強迫日本“開國”并簽訂日本第一個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條約》后不久，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從意識形態(tài)上開始全面“脫亞入歐”：放棄東方儒道轉采西方以利益為目標以實力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國內發(fā)生明治維新運動。但這次維新運動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謂“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資產階級精英們效法德國俾斯麥“鐵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國憲法為藍本”[57]的軍國主義體制[58]。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敗使日本人意識到是海軍而不僅僅是陸軍關系到日本未來的命運。此后日本軍事戰(zhàn)略發(fā)生了由制陸權向制海權的重大轉變。與此同時，馬漢著作傳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視和賞識，并對日本國家安全戰(zhàn)略思想的形成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19世紀后半葉，日本海軍戰(zhàn)艦噸位飆升，從1880年的15000噸，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噸，增長46.7倍，成為世界第七海上強國。[59]海軍戰(zhàn)力的增強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1894年7月，日本與英國和美國簽訂條約，并得到英國對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默許。25日，也就在日英條約簽訂后第九天，日本便發(fā)動了甲午戰(zhàn)爭，在海上一舉擊敗中國。根據1895年的中日馬關條約，強割中國的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及臺灣，獲進入南中國海的戰(zhàn)略跳板，并在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將福建劃入其勢力范圍；此后，日本開始為用武力將俄國的勢力趕出東北亞做準備，1902年1月30日，日本與英國簽訂同盟條約并獲英對日本向俄發(fā)難的默認。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國在中國旅順口的部隊發(fā)起攻擊，并在次年5月擊潰俄在東北亞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為獨霸東北亞的地區(qū)強國。1905年底，日本強迫朝鮮接受日本“保護”，1910年日本與朝鮮簽訂《日韓合并條約》，宣布“朝鮮國王將朝鮮的統治權永久讓與日本”。時任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對此時的日本學習西方的“成績”評價說“它已學會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強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鄰國”[60]。

“日本的做法與當年美國迫使日本開國雖然如出一轍，但在實施上卻有過之無不及”[61]。好好一個大和民族，就這樣被西方的大炮教壞了，教得只知動粗而不知人語并為西方人認為同道的民族了。[62]對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還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單方面中止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63]向日本宣戰(zhàn)，最終導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簽訂投降書的第二天，斯大林發(fā)表講演，用日本人聽得懂的語言直截了當地告訴日本人蘇聯出兵支持雅爾塔協定的理由。他說:

應當指出，日本侵略者不僅使我們的盟國——中國、美國和英國已受到了損失，而且也使我國遭受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因此，我們自己還單獨有一筆賬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戰(zhàn)爭時，就開始侵略我國。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當日俄雙方還在繼續(xù)談判的時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這一點，突然地、背信棄義地、不宣而戰(zhàn)地進犯我國，攻擊旅順口一帶的俄國艦隊，想擊毀幾艘俄國軍艦，從而為自己的艦隊造成有利的形勢。果然它擊毀了俄國的三般頭等軍艦。值得注意的是，經過37年后，日本又對美國絲毫不差地重用了這種背信棄義的手段，它于1941年襲擊了珍珠港的美國海軍基地，擊毀了這個國家的若干艘戰(zhàn)列艦。大家知道，當時俄國在對日戰(zhàn)爭中是戰(zhàn)敗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戰(zhàn)敗的機會，從俄國奪去了薩哈林南部，盤踞千島群島，并從而封鎖了我國在東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鎖了通向蘇聯堪察加和蘇聯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顯然，日本是想把俄國的整個遠東地區(qū)奪去。

可是，日本對我國的侵略行動，并沒有到此為止。1918年，當我國已建立蘇維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當時英、法、美對蘇維埃國家采取敵對態(tài)度的時機，并依靠它們又來侵略我國，占領了遠東，蹂躪我國人民，掠奪蘇聯遠東達四年之久。

不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參威附近哈桑湖一帶侵略我國，目的是要包圍海參威，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區(qū)，即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哈勒欣河附近進犯，企圖沖進蘇聯領土，截斷我國西伯利亞鐵道干線，并把遠東從俄國割裂出去。

……

的確，日本在哈桑湖與哈勒欣河一帶的進攻被蘇軍擊潰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恥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裝干涉也被順利地肅清，日本占領者從我國遠東地區(qū)被驅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戰(zhàn)爭時期俄軍的失敗，給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憶。那次失敗是我國的一個污點。我國人民相信并在等待著總有一天日本會被打敗，污點會被洗清。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40年。而這一天終于來到了。今天，日本承認自己已被戰(zhàn)敗，并在無條件投降書上簽字了。

這就是說，薩哈林南部和千島群島將歸還蘇聯，從此以后，這些地方不再是使蘇聯同大洋隔絕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國遠東的基地，而是蘇聯同大洋直接聯系的工具，是我國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讀這篇舊文，看今日歷史，盡管經歷了蘇聯解體的巨大變故，今天俄國人對日本北方四島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讓。聯想起同樣取得抗戰(zhàn)勝利、以仁愛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國，今天竟還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與日本人沒完沒了，令人扼腕感傷。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蘇聯共產黨是在長期殘酷的政治斗爭中認識并學會“與狼相處，就得學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蔣介石國民黨在1927年對中國共產黨瞬間就背信棄義的本性和“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殘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國不宣而戰(zhàn)的“狼”性。因此，斯大林與之講話時便用直截了當的“狼”語。小蔣可能聽不懂，老蔣不可能聽不懂，[65]日本人與丘吉爾一樣，更不會有任何誤解。

西方人對自己是一套“人的邏輯”而對東方人則是另一套“狼的邏輯”。美國南北戰(zhàn)爭前后，美國在本土上反對英國對南方叛亂的支持，可在中國的政策卻是“趁它存在之時去獲得一切可能的讓步，同時遵循一種按照國際法的原則不惹怒任何未來的帝國統治者的方針”[66]“最后誰統治中國，它就同誰打交道”。[67]1856年美國駐華全權專員巴駕給美國國務卿報告中一語交底：“長期的經驗證明，西方的邏輯往往不適用于中國人”[68]。一方是“仁者愛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堅船利炮，正可謂“秀才見了兵，有理講不清”。邏輯不通，近代中國與西方打交道時就總是吃虧。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先生對此解釋道：“美國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要求在中國獲得權益，并且得到了這些權利；中國人要求在美國獲得某些權益，卻遭到拒絕。區(qū)別就在于：美國人不僅有自己的一套種族觀念和政治信條，而且有炮艦作為后盾來強行推行這套東西。”[69]19世紀美國對華官方文件也證實了這一觀點，1869年8月31日美國國務卿菲什給美國駐德大使班克羅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對華政策交待得很清楚：“為了實施條約，必須進行另一次戰(zhàn)爭。條約所包含的特許權是用武力從該帝國政府奪取的。”[70]尼克松說得更明白，“抗議的聲音，遠在幾千里以外，是聽不見的”，[71]而不管這種聲音是善還是惡。

不諳于“狼”語，在“與狼相處”時，人一定是要吃虧的，而在險象環(huán)生的國際關系領域，國家則一定是要吃虧的。不要說初入政界的蔣經國，就是深受盎格魯撒克遜思維影響的政治領袖，如忘記了“狼”的母語，其國家災難亦不可避免。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國卡特和蘇聯戈爾巴喬夫總統。

1976年，吉米·卡特當選美國總統（1977-1981）。“這位美國總統雖然在佐治亞州有很好的政績，但對如何掌控世界頭號強國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準備。他身處核子時代，面對20世紀70年代末的變幻莫測的世界，執(zhí)掌美國大權和負責美國外交的人卻沒什么國際關系歷練”；“作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當傲慢，他以為能夠撇開前任的失誤，重新開始一切。像半個多世紀前的伍德羅·威爾遜一樣，卡特指責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現實政治，宣稱美國的目標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會。對尊重人權的不倦的追求將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結果卻把朋友和敵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認為，美國由于越南戰(zhàn)爭和水門事件丑聞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優(yōu)柔寡斷和懵懂無知的總統領導著，此時此刻正是蘇聯加緊謀取優(yōu)勢的大好時機”。卡特執(zhí)政期間，“蘇聯強權無論在何處都能所向披靡。蘇聯政治局成員們躊躇滿志，認為不需要再出臺什么新方針了”。當時蘇聯攻勢逼人，差點將美國趕出印度洋。美國外交史學家孔華潤寫道：“這件事想起來都讓人后怕。”[72]結果，卡特只干了一屆，就為強勢的羅納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僅扭轉了美國的頹勢，而且與喬治·布什政府連手一舉擊敗與卡特一樣滿口“人權”卻不諳“狼”語的戈爾巴喬夫，由此導致蘇聯解體。

總結這份國際斗爭的經驗，重溫列寧對共產黨的忠告，對中國的未來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國已是一個步入資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資本風險的國家，而資本的本質是絕對贏利，但資本如為國家政權所利用它又絕對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經過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蘇聯共產黨忍痛與德國簽訂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約”，盡管這個和約為蘇維維埃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可善良的和講道義的布哈林同志很長時間想不通。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初重義輕利且不注重軍事工作，經歷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認識到，“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73] ；“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fā)空論”。[74]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出兵朝鮮，威脅中國邊界安全。毛澤東用實力說話，最終將美國定格在“三八線”以南。最后，毛澤東還是用盎格魯撒克遜人習慣的現實主義語言與尼克松談判，幾天就確定了——當時中共黨內也有許多善良的和講道義的“左派”同志對此想不通——中美戰(zhàn)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國際商務”。在這點上，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我們的先生。與商人打交道，就要學會商人的思維，第一代蘇共領導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維，并由此在資本世界中大獲勝利；戈爾巴喬夫不學也不會這種思維，并由此丟掉了國家。現在這種考驗開始落在處于全球化進程中的中國人面前，我們不能只知道保持傳統美德，而且更要認真領會列寧同志“與狼相處，就得學狼叫”的忠告，在與盎格魯撒克遜人占優(yōu)勢的資本世界打交道時，僅有善良老實的東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時也要學會他們的“實力 + 勢力范圍 = 大國政治”的思維樣式。“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75]，有了獵槍可以不用，但不能不會使用，更不能沒有獵槍。不然，在國際斗爭中真的與“野心狼”周旋起來，我們就會像東郭先生那樣總是吃虧。這里我認為絕對有必要重提被美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稱為“親愛的戰(zhàn)略家”和他必須依賴的“在社會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國海權之父馬漢那句可被作為中國未來軍事斗爭借鑒思想的名言：

在這一方面，每一個認識到戰(zhàn)爭仍然可能發(fā)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國家做好了準備的人應該首先具備這種觀念：無論一場戰(zhàn)爭就其起因或性質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認定戰(zhàn)爭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將導致災難。一經宣戰(zhàn)，就必須積極、主動地進行作戰(zhàn)。敵人不應只被擋在門外，而應被擊敗。你盡可以不從敵人那里獲取什么，但必須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歷史是無情，變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個時代接一個時代的變遷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戲劇，而戰(zhàn)爭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場景。”[78]在國際關系中，只知道義而不知應變的反霸，其結果只是斯巴達克式的殉難；而只有應變能力而無道義的國家，其結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還成為“東條英機”式的笑柄；而擁有道義力量，同時又具備多種應變能力的國家，才能最終崛起為有世界影響力的國家。這既是當代國家戰(zhàn)略能力成熟的標志，也是當代國家維護其戰(zhàn)略利益必備的外交知識。

注釋：

[1] 1066年，法國諾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渡海侵入并征服英國，自立為英王，稱威廉一世。他沒收大量土地，迫使全國領主效忠于自己，并編制《末日審判書》，以加強對農民的統治和剝削。

[2] 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1888-1918），威廉一世之孫。任內對內專制對外擴張。制定以爭奪世界霸權為目標的戰(zhàn)略。1897年派艦隊強行占領中國膠州灣；1898年力圖通過建巴格達鐵路在近東伸長勢力；1900年7月，出兵鎮(zhèn)壓中國義和團運動，參與瓜分中國領土的競爭；1905年、1911年，制造摩洛哥危機，與法國爭奪在摩洛哥的殖民權益；多次插手巴爾干事務，加深德國與英、法、俄等國的矛盾。1914年利用薩拉熱窩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fā)后遜位，逃亡荷蘭。著有回憶錄《1878—1914年大戰(zhàn)爆發(fā)時的事態(tài)》等。

[3] 腓特烈一世（紅胡子，約1123-1190），神圣羅馬帝國皇帝（1152-1190；1155年加冕）。1152年3月在法蘭克福當選為德意志國王。腓特烈企圖以政治手腕實現對歐洲支配。自1154年起多次侵入意大利，焚毀米蘭城。1155年6月18日羅馬教皇為腓特烈加冕。1158年腓特烈發(fā)動第二次意大利戰(zhàn)爭。包圍并征服米蘭，召開龍卡利亞會議，確定皇帝權利，剝奪各城市的自由。腓特烈用從意大利征收的稅金召募雇兵。1159年樞機主教羅蘭特當選為教皇，腓特烈拒絕承認。1174年，腓特烈進行第五次意大利戰(zhàn)爭，為倫巴第聯盟軍所敗。1789年腓特烈號召并參加第三次十字軍東侵，1190年于途中溺死于小亞細亞。1940年12月8日，希特勒正式發(fā)布了進攻蘇聯的第21號指令，并以腓特烈大帝的名字“巴巴羅薩”作為這份作戰(zhàn)計劃的代號。

[4] 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沖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0 )，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頁。

[5]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6]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7] 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頁。

[8] 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頁。

[9] 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頁。

[10] [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程逢如等譯：《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8-19頁。

[11]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頁。

[12]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zhàn)略》（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r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13]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1頁。

[14] 這里值得提及的是，全球化并非工業(yè)社會的專利。在此之前，人類歷史剛剛經歷過從四大文明古國為輻射源的農業(yè)全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居于強勢地位的農業(yè)國家和民族最終或征服或同化了其他非農業(yè)國家和民族，由此使農業(yè)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居于主體地位，其中農業(yè)霸權國家依其高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農業(yè)資源（土地、人口、技術等）在其創(chuàng)造的貢賦體系中，吸吮其他弱勢國家的資源。其他民族也曾對這種農業(yè)全球化浪潮進行過和平或暴力的抵制，這種抵制也曾對世界形成巨大的沖擊，比如公元10世紀中亞游牧匈奴人對歐洲及大月氏人和13世紀游牧蒙古人對歐亞大陸農業(yè)民族及其王朝國家的沖擊，其結果是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這些征服民族無一例外地被農業(yè)全球化的浪潮所溶化。

資本主義在大不列顛島的成功登陸，使原來被束縛在封建農業(yè)王朝中的手工業(yè)技術在資本的魔杖下釋放出來并在資本的調度下創(chuàng)造出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的資本主義生產力。正如中古時期的封建主義生產力以其農業(yè)技術優(yōu)勢征服了游牧民族等非農業(yè)民族一樣，近代資本主義以其工業(yè)技術優(yōu)勢征服了自然經濟下的農業(yè)民族等非工業(yè)民族：資本使城市市民變?yōu)樽畛醯馁Y本家，使封建的行會組織變?yōu)楣鍪止I(yè)，使封建地租變?yōu)槔麧櫍痪湓挘却嬖谟谵r業(yè)王朝中的一切經濟要素，如不轉變?yōu)橘Y本要素，就會被資本所溶化和吸噬。資本一旦出現，它就開始向世界漫流，資本流向哪里，它就在那里“挖掉了工業(yè)腳下的民族基礎”， 這個被現代人稱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其實質而言，本質上就是資本全球化的過程。參見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頁。關于“農業(yè)全球化”的討論，還可參閱彼德???A?考克萊尼斯(Peter A. Coclanis)：“來自過去的教訓——歷史語境下的農業(yè)全球化”，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編：《現代化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5] “薄弱環(huán)節(jié)”， 套用斯大林用語，意即工業(yè)全球化一定要在農業(yè)全球化鏈條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獲得突破。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中說：“帝國主義戰(zhàn)線的鏈條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環(huán)節(jié)被突破，但是無論如何不一定要在資本主義比較發(fā)達，無產者占百分之多少、農民占百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參見《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頁。

[16] 參閱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頁。

[17]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頁。

[18]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頁。

[19]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頁。

[20] “田中奏折”（1927年7月25日），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648頁。

[21] 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頁。

[2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23] 1798年后，面對拿破侖法國的崛起，無論是杰斐遜還是他的擁護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國的崩潰。這一年，他寫道：“英國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場大災難。”他接著說：“但令人高興的是，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國將會“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災難讓人類失去了用來抵擋有時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這樣一道防波堤的話”。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24] [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東英譯：《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25] 與蘇聯人有長期交往經驗的蔣介石明白這一點。1938年1月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隱而叵測也。”（轉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頁。）直到1962年他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長希爾斯曼談到他將對中國大陸的“單獨行動”意圖時仍強調：“只要中國國民黨在長江以南地區(qū)采取軍事行動，蘇聯人就不會干預。”來源：“中央情報局局長希爾斯曼致國務卿臘克斯克備忘錄（華盛頓，1962年6月18日）”，詳見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311頁。

[26] 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頁。

[27] 歐文·拉鐵摩爾，東方學家。生于華盛頓特區(qū)，幼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于英國坎伯蘭圣·比斯學校，4年后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qū)，同年返美。1938年執(zhí)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系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zhàn)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zhàn)區(qū)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并被詆毀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沖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28] 參見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全宗：0100，目錄：29，案卷：11：“蘇聯大使潘友新1941年12月2日與拉鐵摩爾談話記錄”。轉引自[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80、369頁。

[29] 衛(wèi)林等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際關系大事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頁。

[30] 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版，第975頁。

[31] 亨廷頓：《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頁。

[32] 就在印度在北方與中國發(fā)生邊境沖突的1962年，印度首任駐華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發(fā)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 對印度近代以來幾乎所有重大失敗都作了深刻的分析。他以明確無誤的口氣寫道：“考察一下印度防務的各種因素，我們就會知道，從十六世紀起，印度洋就成為爭奪制海權的戰(zhàn)場，印度的前途不決定于陸地的邊境，而決定于從三面圍繞印度的廣闊海洋。”“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zhàn)，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占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 “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樣了。印度已經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權利不能由印度自己來維護，這個自由可說一文不值。” “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純粹大陸觀點的國防政策，那是瞎了眼。”潘尼迦最后得出結論：“印度如果自己沒有一個深謀遠慮、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總不免是寄人籬下而軟弱無力；誰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聽命于誰。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會逐漸發(fā)展成為強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權國，有密切聯系的。”（詳見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1-2、81、87-88、87、89頁。）

無獨有偶，37年后，印度人民黨資深要員，印度前外長賈斯萬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1999年發(fā)表的《印度的防務》(Defending India)一書中再次強調印度洋對印度國防的極端重要性。他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分水嶺”。他說，“印度歷史的轉折點并不是最終發(fā)生在陸地上的沖突”，“我們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紀的一個重要失誤，就可正確地評價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這個失誤導致外國勢力到達印度洋沿岸，最初是為了貿易，發(fā)展到后來就是為了征服”；“在這里，陸地上的勝利是緊隨著海上的征服而來的”，“因此有必要承認，已經出現了一個意義重大的戰(zhàn)略轉移，即陸路被海路所取代”。（ 參見，Jaswant Singh, Defending India .Bangalore, Macmillan Press Ltd.﹐1999, pp. 265-267.）

[33] 《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10頁。

[34] 1954年9月8日，在美國策動下，由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簽訂了《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又稱《馬尼拉條約》。這是一個軍事同盟條約，條約聲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辦法”“抵抗武裝進攻”。條約附有美國提出的“諒解”，對“侵略和武裝進攻的意義”解釋為“只適用于共產黨的侵略”。條約還以議定書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撾和南越劃為它的“保護地區(qū)”。1955年2月19日條約生效時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1962年7月日內瓦會議通過的《關于老撾中立的宣言》，不承認它對老撾的所謂保護。1967年起法國拒絕派正式代表團參加該組織的部長級理事會。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該組織宣布解散。

[35] 毛澤東：“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頁。

[36] 最早的羅馬城是通過聯合，歸并附近村落的方式逐漸形成的。后來得名為羅馬的那塊地方，是與伊達拉里亞和薩賓人為界的一個拉丁姆最北部的居住地。約公元前1000年，這里連綿不斷的山丘出現了原始村落群。公元前8-7世紀，各村聯合為七丘同盟，其中主要的一個是帕拉丁。后來又并進薩賓的部落，在卡匹托里亞建立共同的城堡。及至公元前5-4世紀，阿芬丁又合并進來，居住地的四周建筑城墻，排干沼地，開出了廣場，這樣就逐漸形成早期的羅馬。

[37] 1867年4月9日，美國參院以37：2的表決結果批準從俄國手中購買阿拉斯加的條約，英國駐華盛頓公使向國內報告說，這項條約是美俄聯手挑戰(zhàn)英國權勢的一個信號。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頁。

[38]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頁。

[39]“渡過盧比孔”（cross the Rubicon），出自愷撒搶渡盧比孔河的典故。愷撒（公元前100-前44年）是古羅馬統帥和政治家，公元前60年與龐培、克拉蘇結成前三頭政治聯盟。曾率軍征服高盧（今天的法國），兩度入侵不列顛，屢建奇功。公元前49年初，元老院與龐培聯合，意圖解除愷撒的軍權并召之回國。愷撒致信給羅馬元老院，表示愿意和龐培一同放棄兵權，但如果龐培保留兵權，他決不放棄兵權，否則就兵戎相見。元老院立即宣布愷撒為人民公敵。一場內戰(zhàn)不可避免，愷撒迅速率軍南下，于公元前49年1月10日抵達意大利邊界的盧比孔河邊。望著滔滔流水，愷撒停了片刻。因為他知道，渡河后就意味著對羅馬宣戰(zhàn)，結果是無法預料的。作為羅馬帝國的英雄，他不愿看到國家陷入紛爭。但同時他又別無選擇，因為羅馬元老院不但要撤他的職，還要置他于死地。愷撒把陰謀告訴了部下，他們一致宣誓要跟他回國討還公道。于是，愷撒說出了一句俗語："骰子已經擲了，就這樣吧！"就帶著他的部隊渡過了盧比孔河。愷撒的迅速和出其不意，令元老院和龐培驚慌失措，因為他們還沒有作好迎戰(zhàn)準備。龐培1月18日即率領一批元老及執(zhí)政官逃離羅馬。人民知道愷撒渡過了盧比孔河，都紛紛出城歡迎歸來的英雄。愷撒占領了羅馬，成了羅馬的最高執(zhí)政官，接著出兵西班牙，經過40天的戰(zhàn)斗，迫使龐培在那里的軍隊投降，并于公元前48年6月徹底擊敗了龐培。后來人們就用“渡過盧比孔”（cross the Rubicon）來形容人們辦事時的義無反顧和敢于承擔風險的決心。

[40] 這里借用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標題，反指俄國后來存在的與當年左派幼稚病相似并導致蘇聯解體的右派“幼稚病”。

[41] [美]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頁。

[42] 參閱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1卷（1648-1814），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頁。

[43] “百日王朝”，拿破侖一世第二次統治法國時期的稱謂。拿破侖1815年3月1日從厄爾巴島逃出后，20日重返巴黎，到6月22日被迫退位，約百日之久，故名。

[44] 英美1794年“杰伊條約”， 參見艾捷爾編，趙一凡、郭國良主譯：《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5頁。

[45] “威爾遜致麥庫克，1897年12月5日”，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頁。

[46] “彼得大帝曾經說過，俄國人在遠東只有兩種選擇：‘打仗或貿易’”。見胡禮忠、金光耀、沈濟時著：《從尼布楚條約到葉利欽訪華——中俄中蘇關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頁。

[47] 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頁。

[48]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49] 轉引自[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迪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7頁。

[50] 〔英〕溫斯頓·丘吉爾著，魏群、高虹譯：《二戰(zhàn)回憶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8-1059頁。

[51] 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fā)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xù)不斷的證明。”參閱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關于黑格爾歷史“惡動力”思想參見《法哲學原理》第18、139節(jié)以及《宗教哲學講演錄》第3部第2篇第3章。

[52] 參見梁之彥、曾景忠選編：《蔣經國自述》，團結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112頁。

[53] 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頁。

[54]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頁。

[55] 18世紀至1854年佩利迫使日本開國，日本沿岸遭西方人不同程度的冒犯近30次。

[56] 佩利，（也譯“培理”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國海軍軍官。1837年任“福爾敦號”軍艦艦長。1847年參加“美墨戰(zhàn)爭”。繼1853年率領美國艦隊至日本之后，1854年又率領10艘軍艦停泊日本神奈川，強迫日本簽訂不平等《日美友好通商條約》，開放下田、函館兩口通商。

[57] 1868年起開始明治維新。政府“制定了一部以普魯士德國的憲法為藍本的憲法，對法制進行了改革”，并“從英國皇家海軍請來的專家為日本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出謀劃策，從普魯士總參謀部請來的專家?guī)椭麄儗崿F陸軍現代化。日本軍官被派往西方國家的陸軍和海軍學院學習，盡管本國已建立起軍火工業(yè)，但仍從國外購買現代化武器”。“在所有這一切的背后，有著引人注目的政治義務，即實現國家‘富國強兵’的號召。對于日本人來說，經濟實力和陸軍實力是同步發(fā)展的”。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1頁。

[58] 明治維新后“軍事工業(yè)和紡織業(yè)是日本大工業(yè)的重點，軍事工業(yè)的發(fā)展尤其迅速”。 詳見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冊），第89頁。

[59]詳見[美]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頁。

[60]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頁。

[61] 轉引自劉世龍著：《美日關系（1791-2001）》，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頁。

[62] 如果有人認為戰(zhàn)后日本右翼的狼式思維有了很大的進化，那就大錯特錯了。1993年8月10日，細川護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20世紀40年代發(fā)生的那場戰(zhàn)爭表態(tài)說：“我本人認為，這是侵略戰(zhàn)爭，是錯誤的戰(zhàn)爭。”日本遺族會馬上回應說：“細川的講話讓陣亡者的遺族難以忍受，我們要重建被東京審判歪曲了的歷史觀。”此后日本自民黨內成立了所謂的“歷史研究委員會”，并由19名日本政界、輿論界和學術界的“主講人”進行了20場講演，并匯集成冊題為《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在這本書中第一章“大東亞戰(zhàn)爭的起因”說：“日本的戰(zhàn)爭責任常常被人們提起，但是弱國也應該為自己的弱小而對歷史負責。國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時，弱國應該為自己弱小而對歷史有重要責任。當時的清國和朝鮮就是這樣。”“朝鮮和中國也有相當的責任。由于自身的衰弱，從而招來了俄羅斯的侵略，也招來此后的動蕩。這是朝鮮和中國應對歷史負有的責任。”（[日]歷史研究委員會編，東英譯：《大東亞戰(zhàn)爭的總結》，新華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這是典型的狼式邏輯和語言：狼吃小羊是羊的過錯，誰讓你這么弱。如此推論，美國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也是正確的，誰讓你打不過美國。日本右翼打了100年，戰(zhàn)敗后經過50多年，狼語一點不改。

[63] 《蘇日中立條約》，1941年4月13日，日蘇兩國在莫斯科訂立。1940年7月,日本大本營與政府聯席會議通過《時局處理要綱》，欲乘納粹德國橫掃歐洲、英、法敗退之機，武力南進，為避免南北兩線作戰(zhàn)，決定大幅度調整對蘇關系。蘇聯為加強西線戰(zhàn)備，也希望改善日蘇關系。1940年12月日本駐蘇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蘇聯表明訂立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意圖，但蘇聯只同意訂立日蘇中立條約。1941年3月外務大臣松岡洋右訪問德國，4月歸國途經莫斯科，7日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展開締約談判。13日雙方訂立《日蘇中立條約》，規(guī)定：相互尊重領土完整，互不侵犯；締約一方若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另一方保持中立；條約有效期為5年等。作為該條約附件，附加日蘇分別承認蒙古與偽“滿洲國”領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共同聲明。《蘇日中立條約》的訂立，解除了日本大舉南進的后顧之憂，加快其發(fā)動太平洋戰(zhàn)爭的步伐。條約內容參見王繩祖等編選：《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12-813頁。

[64] “告人民書”，《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7-439頁。

[65] 1942年8月1日，面對東受日本重創(chuàng)南有滇南吃緊的形勢，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古訓‘克己復禮’與‘忍讓為國’者，乃對內之道，而非對外之言也。”蔣介石在參加開羅會議期間以丘吉爾為例多次談到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特點。1943年11月24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蓋以日本來余與邱吉爾氏相見，已有四次。認定其乃為一現實的英國式之老政治家，實不失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謀遠慮老成持重，于現代政治家中，實所罕見。”11月30日，他進一步寫道： “以開羅會議之經驗，英國人決不肯犧牲絲毫之利益以濟他人，彼此于美國之主張亦決不肯有所遷就，作報答美國求援英國之表示，其于中國存亡，則更不值一顧矣。……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轉引自黃仁宇著：《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324頁。

[66] “美國駐華全權專員巴駕給國務卿馬西的報告”， [66]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頁 。

[67] 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頁 。

[68] “美國駐華全權專員巴駕給國務卿馬西的報告”， 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頁 。

[69] 轉引自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321頁。

[70] 參見 閻廣耀、方生選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頁 。

[71] 裘克安等譯：《尼克松回憶錄》（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頁。

[72] 參見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下），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430、431、432、433頁。

[73] 毛澤東：“戰(zhàn)爭和戰(zhàn)略問題”，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6頁。

[74]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頁。

[75] 喬羽詞，劉熾曲：《我的祖國》。

[76] 閻文廣、方生譯：《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選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頁。

[77]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頁。

[78] 馬漢著，蕭偉中、梅然譯：《海權論》，中國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頁。

（張文木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