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

·二戰結束后，日本人對于戰爭的悲慘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惡，如果由日本人自己審判日本戰犯，很可能比國際法庭追究的戰犯數量更多，更嚴厲

·越是中日關系出現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日本的問題是日本人自己引起的，日本問題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解決，歸根結底還得要取決于日本確立什么樣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

·一個富有思考意義的問題

昨天是中國抗戰勝利日。聯想到當前中日政治關系的止步不前，我突然回憶起一個問題。日本作家半藤一利在今年4月出版的著作《昭和史（戰后篇）1945—1989》（日本平凡社出版）中，回顧了在東京審判之前，日本當時的內閣司法大臣巖田宙造等曾秘密草擬了“戰犯自主審判方案”，但遭到昭和天皇反對的過程。

半藤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假設：“如果日本人自己在二戰結束后進行戰爭審判，結果會怎么樣呢？”這的確是一個富有思考意義的問題?？上О胩僮约旱慕獯鹇燥@單薄，他認為，“（那樣的話）可能會出現更多的死刑判決”。

的確，當時日本人對于戰爭的悲慘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和深深的憎惡，如果二戰結束后，由日本人自己審判日本戰犯，其結果很可能比國際法庭追究的戰犯數量更多，更嚴厲。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東京審判也不可能再來一次。

不過，我們按照半藤一利簡短回答中的思路略作推想，就可以推演出三種結果，還可從這些結果中窺探到當前日本問題的出路所在。

·更徹底地清算戰犯

應該指出，始于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對于日本人民來說是一個更長遠的歷史概念。從時間上來看，日本從明治維新后加快“富國強兵”步伐，到1894年甲午海戰、1905年日俄戰爭等，就已經將日本人民綁在了軍國主義的戰車上。從那時起，日本人民就進入了長達50年、直至1945年一敗涂地的“戰爭長周期”之中，具有完整且層次分明的由戰而敗的經歷體驗。

從領域上來看，日本人民不僅體驗了戰爭中流血與硝煙的軍事過程，而且經歷了接受軍國主義“皇國史觀”教育、思想被奴役的文化過程，感受了準備戰爭或服務戰爭的血腥資本積累及畸形發展的經濟過程。這樣長周期、全方位體驗戰爭的經歷，為戰爭付出的代價，使日本人民對戰爭具有特殊的批判態度。

日本一直有一個反戰、厭戰的巨大社會群體，他們中間有社會主義者、民主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等，他們的理想以及對戰爭方方面面的認知或許不一致，但戰爭給他們留下的回憶卻都是痛苦和血腥的。

深受戰爭苦難的日本人自己明白，戰爭的罪責遠遠不止追究在1941年開始的太平洋戰爭上，更應該清算以前不可分割的侵華戰爭乃至日俄、甲午等戰爭的罪責；而且不應該局限于軍事戰場上的部分，更應該全面理清日本軍國主義在各領域活動的有機聯系，徹底清算戰爭根源。

從這一點看，二戰戰敗的軍國主義者曾奢望“自主審判”會饒恕他們，認為“國際審判”對其判罰太重，很可能是高估了自己在日本人民心中的地位。

一旦這些戰犯面對的是日本人民的審判，勢必會有日本人站出來控訴他們的罪行，由日本人控訴日本戰犯的罪行，對日本人民必定是一種深刻的教育。世界大戰的結論當然要由整個國際社會作出，但日本的改造歸根結底還是要靠一億三千萬日本人民。戰后美國占領軍的外科手術固然可以立竿見影，但是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潛移默化培育身體自強的力量。對于日本人而言，這是他們自己釀就的苦酒，必須要自己尋找解藥，才能真正強化自己身體的抗毒能力，避免再次罹患這樣的病癥。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民的覺悟之日，就是東亞和諧到來之時。而這種覺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它需要在實踐中一點點培育、積累，整個國際社會都應該為日本人民創造這樣的機會，60年前的東京審判已經成為歷史，但是今后還有許多類似的機會，應該讓日本人民成為清掃戰爭垃圾的主力軍。對于中國，越是中日關系出現波折，越需要“寄希望于日本人民”。

·將所有戰犯的丑惡公諸于世

人們常常將日本與德國進行比較，認為日本是一個對歷史缺乏反省的民族。但對于其原因卻少有深刻的分析。日本著名思想家梅原猛在《日本文化論》中指出∶要了解日本，就要充分把握其固有的深層文化特征。日本最大的文化特征就在于其民族性格的“多面性”與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所謂多面性是指在日本民族性格中存在著諸多矛盾體的結合∶如團隊性與排他性，曖昧性與極端性等，甚至在自我認知上也有“香蕉人論”(皮是黃種人，而心里是白種人)之類的矛盾。

日本的多面性格使其政治本質具有極大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許多日本人至今對于日本軍隊在二戰中的作為所知甚少，因為這些老軍人無論在戰前或戰后，給日本國人的印象是正常、溫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殺氣騰騰的“鬼子”?？吹竭@些，現在的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認自己長輩們，會有二戰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其實許多民族都存在這種多面性的矛盾，但日本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國中少有的幾乎未經歷過革命洗禮的特例。從明治維新開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實現社會變革的。其后的發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最終亦步亦趨地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戰后，雖有美國的強制改造，但日本一直是發達國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國的冷戰體制偏安取利，等級、男女、內外等許多舊有差別并未得到應有的改造，60年的穩定發展更為日本社會的保守性提供了溫床。許多進步知識分子也逐漸被磨去鋒芒，成為舊秩序的俘虜。這種保守性特征使日本民族多樣化性格受到極大制約，其團隊意識與排他性結合發展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其曖昧的極端性格發展成為缺少誠信的政治蠻干，而這些都是造成日本當年走上戰爭之路以及今天陷入右傾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日本諸多在他國看來“荒謬、無知、丑惡”的外交行為，也是在這種內因基礎上發揮作用的。加上政客的操弄、炒作，就釀成了今天日本人面對小泉參拜束手無策的困局。

假設日本人自己進行戰爭審判，日本人勢必會發揮自己民族的多面性，了解自己的后進性，有許多人會想方設法將戰犯的丑惡公諸于世，并以日本人特有的細膩、準確的性格予以追究、分析，并認識到內因的主要作用，感受到自我反省及改造的必要性。

正如許多日本人就是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參觀后才如夢方醒一樣，“知恥而后勇”，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但無情地揭露并批判自己的錯誤，正是這個民族棄舊圖新的機會。國際社會要為日本提供這樣的機會與勇氣。

·把握再造民族精神的機會

戰后60年來，日本在戰爭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對人嚴，對己寬的特點。有日本人將南京大屠殺與美軍在廣島、長崎的“原子彈轟炸”進行比較，試圖說明日軍在南京殺人合理，而美軍在廣島、長崎殺人有罪。這種雙重標準在日本甚為流行。例如，日本到處張貼著各地和平紀念館的海報，大多數的紀念館都是三大重點∶軍人如何在戰場流血、家人如何在后方受苦、俘虜如何在他鄉受刑。但對于造成這些悲劇的原因卻很少提及。至于因日本侵略戰爭受到巨大傷害的亞洲各國人民的痛苦則言及更少。日本人從小學起就開始接受，并逐漸強化的就是這種不論因果、首尾失衡的“和平教育”。這里缺乏對戰爭與和平大是大非的理解與認知，缺乏對自己戰爭責任的批判與反省，缺乏對受害國人民起碼的歉意與尊重。其實這也是對日本人民的一種欺騙和愚弄。

由此，日本民間的歷史悲情越來越濃，日本保守勢力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大，日本人在心靈里與亞洲及世界人民的距離越來越遠。在全球化不斷發展的今天，日本的這種變化令人擔憂。

時間倒轉回60年前，哪個日本人敢把甲級戰犯牌位供奉進靖國神社，又有哪位日本首相公然敢對戰犯牌位頂禮膜拜？

如果日本人自己來審判戰犯的話，日本人必然會直接面對很多日本軍隊殺人放火、殘害無辜的事實。這就要求日本人必須按照長期以來形成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視同仁、將心比心地面對戰爭發動者和戰爭受害方，把握再造民族精神的寶貴機會。

這樣的假設說明，日本的問題是日本人自己引起的，日本問題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解決，歸根結底還得要取決于日本確立什么樣的思維觀念與行為方式。

當前，小泉參拜已經在日本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各界批評聲浪四起。日本人民不應該錯過這一次反省歷史、自我改造的機會，而國際社會也需要盡可能地創造這種條件，使這一機會轉化為現實。事實上，日本人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自己的反思腳步，一直在頑強地進行著各種形式的自我審判，在世界和平發展的大潮下，我們有理由對日本人民充滿信心。（作者是日本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來源：環球時報 編輯：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