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程度越來越高，國際戰略形勢中的“中國因素”日益上升，“中國崛起”的世界影響成為國際社會議論的中心話題之一。“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等相繼產生。形形色色的“中國論”讓人眼花繚亂，甚至莫衷一是。如何以一個大國的平常心態去看待和面對“中國論”，既不陶醉于對中國的追捧，又要清醒地認識到自身的實力，特別是要能夠正確對待“中國威脅論”，這對國人來說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

·提“中國威脅”心態各不相同

據專家考證，“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衛大學副教授村井龍秀，他在1990年日本《諸君》雜志上發表題為《論中國這個潛在的“威脅”》一文，從國力角度把中國視為一個潛在的敵人。而“中國威脅論”在西方的第一次大規模泛濫開始于1992年，后在西方國家此伏彼起。近年來，“中國威脅論”可謂五花八門：“經濟威脅”、“軍事威脅”、“能源威脅”、“科技威脅”、“人口威脅”、“文化威脅”等不一而足。新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幾乎沒有空白點，呈現出全面性的特點。

當今世界的“中國威脅論”內容龐雜，領域寬泛，涉及的國家較多。但從性質和動機上看并不完全一致，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別有用心的蠱惑宣傳，目的是遏制中國發展；二是對“中國崛起”中一些不確定因素的擔心和疑慮，目的是評估“中國崛起”可能帶來的影響，以便做好同中國打交道的各種準備；三是本國或本集團利益遭受損害后遷怒于中國的怨氣或言論，目的是表達某種不滿。

上述三種情況的“中國威脅論”產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種情況顯然是基于所謂“霸權更替規律”，即認為歷史上任何大國實力的增強都會對現有霸權國構成挑戰，甚至導致戰爭。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所以必須在其崛起過程中對其進行圍堵或打壓。這是一種典型的冷戰思維和霸權邏輯。造成第二種情況的原因比較復雜，一方面反映出一些國家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了解，對中國國情和現行國家戰略認識不清，但另一方面也同中國處于改革開放的轉型時期，各種制度尚不完善，發展過程中存在的許多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有直接關系。第三種情況，主要是隨著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制造”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日益提高，不僅同發達國家、客觀上也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形成了競爭，由此導致利益受損者的怨氣或不滿。

由此可見，不能一概地把“中國威脅論”等同于和中國為敵的論調。除了少數居心叵測的反華勢力以外，更多的國家是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不能正確理解，表示出某種疑慮和擔心，類似于患上了某種程度的“水土不服”癥，即：國際社會對快速發展且影響力不斷擴大的中國不大適應。要讓世界接受一個發展的中國尚需時間。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

·“威脅論”擋不住大國的腳步

其實，如果我們回眸過去，歷史上的美國和日本都曾經歷過中國今天的處境。所不同的是，當年美日依靠實力走的是一條軍事侵略和資本擴張的崛起之路，而今天的中國走的是融入全球化的利益共享的和平發展之路。雖然道路不同，但國際社會的“威脅論”卻有異曲同工之處。

以美國為例,19世紀末期，美國進入了高速工業化時期，憑借著豐富的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開始強勁崛起。1887、1890和1899年，美國的鋼產量、鐵產量、煤產量相繼超過了英國，一舉成為世界第一。不僅如此，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也在19世紀的最后十年躍居世界首位。美國的商品，如火車頭、煤、絲織品、水果和棉花等大規模涌入歐洲。1901年，美國歷史學家布魯克斯·亞當斯曾作過一項統計，1897—1901年，美國的貿易順差高達5.1億美元，而且還在不斷增長。亞當斯當時預測，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將逐漸把歐洲競爭對手擠出各主要市場。法國學者埃米爾·巴比埃在談到美國的出口潮時驚呼：“美國產品將淹沒老歐洲。”

1898年，美國與老牌殖民者西班牙爆發戰爭。戰后，西班牙被迫放棄了古巴，并將菲律賓、波多黎各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其他島嶼以及太平洋上的關島割讓給美國，“美國威脅論”也達到了高潮。在當時的歐洲政治家看來，美國踏上古巴的土地，就意味著它跨越了大西洋的一半，而入侵菲律賓則意味著它可以在任何地方不請自來。1899年1月，歐洲評論家奧克塔夫·諾埃爾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禍害》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國不僅進入了一個武力侵略階段，而且這種使歐洲人措手不及的進攻是早有預謀的。諾埃爾進一步預測：“不久，在地球的各個地方，美國必將與歐洲發生沖突”。為了對付“美國禍害”，有些歐洲人甚至呼吁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共同抵抗美國。

到了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日本威脅論”也曾風靡一時。當日本人用金錢購買了讓美國人引以為豪的洛克菲勒公司、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夏威夷大片地產時，有美國人驚呼：照這樣發展下去，到20世紀末，日本人就會買下整個美國。“日本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經濟的衰退和日本經濟的強勁增長在這時形成了鮮明反差，一時間美國的反日情緒高漲，很多美國人因失業和不景氣遷怒于日本，甚至出現抵制日貨，砸日本汽車等惡性事件。但無論是19世紀末的“美國威脅論”，還是20世紀末的“日本威脅論”，都未能阻止兩國崛起的步伐。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美國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日本穩坐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寶座。

·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是關鍵

歷史上任何大國的崛起都避免不了“威脅論”的鼓噪。今天，世界上也并不只有“中國威脅論”，尤其是近年來，“俄羅斯威脅論”、“印度威脅論”也在興起，“日本威脅論”并未完全消失，一些拉美國家正受到美國越來越多的“特殊關注”。所以，我們在看到“中國威脅論”帶來的壓力和挑戰的同時，要認識到它也是某種正常的國際現象。

從近兩年的情況看，雖然外界的各種疑慮沒有完全消除，但中國在政治、經貿和軍事等領域所作出的努力，包括建立互信機制的措施，都大大減少了外界的擔心、懷疑、甚至敵意。對于各類“威脅論”的指責，中國予以有理、有利、有節的駁斥和解釋完全必要，但也需要區分是哪一種動機的“威脅論”。對于那些抱有明顯政治目的、心懷叵測的反華勢力散布的“中國威脅論”，無論我們怎樣解釋、怎樣去做都無濟于事。現在西方大國確有這樣一些人，把中國的幾乎所有言行都扣上“威脅”的帽子。他們把中國的“多極化”戰略解讀為反美戰略；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解讀為“建立以中國為霸權的新體系”；就連“和諧世界”的理念都被某些人解讀為以此“對抗西方所倡導的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觀”，大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勢。對這種“中國威脅論”，最好的態度是置之不理，讓它自生自滅。這種“中國威脅論”只占少數，即便在美國也不是主流看法。

“中國威脅論”更多的還是對中國的快速發展不理解和誤解。我們自己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對此，我們在國際社會有必要做更多更扎實的“釋疑解惑”工作。但與此同時，更要在“修煉內功，強心健體”、“改變自己，影響世界”上狠下功夫，使“中國威脅論”失去存在和泛濫的基礎。

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科學發展觀”以及內建“和諧社會”，外促“和諧世界”的主張，表明中國正在探索一條完全不同于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新的道路。雖然尚處于實踐和探索的初級階段，但在國際社會已經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良好的評價。“和諧世界”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它超越了中國國家利益的視角和范圍，從人類繁榮與穩定的高度和負責任大國的視野，勾畫出中國新的“世界觀”和“安全觀”。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和社會的公開化、透明化與民主化進程也在加快發展。所有這些努力，雖不可能使“中國威脅論”銷聲匿跡，但卻可以大大降低這種論調的可信度與影響力。“中國威脅論”無疑給我們帶來了消極影響，但它也可以使我們自警、自省、自勉，可以轉化為奮發圖強的強大動力。（作者是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來源：環球時報 編輯：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