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替中國受害者要回應有的謝罪和賠償，日本民間人士想出了一個“打入敵人內部”的辦法

6月30日，在日本花岡舉行的“慰靈儀式”上，遇難中國勞工遺屬王紅、張偉、周長明（從左至右）在紀念碑前悼念“花岡慘案”的死難者。當日，“花岡慘案”勞工幸存者、勞工遺屬與愛國華僑、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約250人聚首花岡，悼念死難的中國勞工，紀念“花岡慘案”62周年。從1944年8月至1945年11月間，在花岡的986名中國勞工中有400多人非正常死亡。 新華社記者 任正來 攝

6月30日，在日本花岡舉行的“慰靈儀式”上，中國勞工遺屬王紅向紀念碑獻花，悼念在“花岡慘案”中遇難的父親。當日，“花岡慘案”勞工幸存者、勞工遺屬與愛國華僑、日本各界友好人士約250人聚首花岡，悼念死難的中國勞工，紀念“花岡慘案”62周年。從1944年8月至1945年11月間，在花岡的986名中國勞工中有400多人非正常死亡。 新華社記者 任正來 攝 

中國日報環球在線消息:6月28日，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在位于東京的日本西松建設公司總部如期召開。

這還是該公司在日本最高法院就“西松組(現西松建設公司)中國勞工訴訟案”作出判決后，第一次召開股東大會。本以為可“高枕無憂”的西松建設公司，卻在股東大會會場內外遭到日本民間人士的“阻擊”。

    不滿最高法院判決

1944年，日本西松組(即現在的西松建設)強行綁架360名中國人到廣島縣，強制他們從事艱苦勞動。原勞工及遺屬共5人1998年在日本提起訴訟，要求西松公司賠償每人550萬日元。但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國人個人賠償請求權已被放棄”為由作出終審判決，駁回了中國原告的訴訟請求。

這次判決不僅讓中國受害者和代理律師大為不滿，而且也深深刺痛了一直以來支持和聲援中國受害者的日本民間人士。早在中國受害者在日本提起訴訟之前，有正義感的日本民間人士就組成了名為“支援西松組中國勞工訴訟案之會”（簡稱“支援會”）的團體。

從支援會成立一開始，川原洋子就加入該組織，眼看日本最高法院作出“不當判決”，西松案受害者賠償無門，川原洋子和支援會同事坐不住了。

    自掏腰包變身股東

4月27日最高法院雖然駁回了中國勞工的訴訟請求。但是在判決附言中，法院期望“西松建設為這些勞工提供經濟救濟而進一步努力”。看到這個附言，支援會成員都覺得中國原告還有機會，大家指望在這次股東大會上敦促公司拿出解決問題的方案。

這就出現了開始的一幕。6月28日，川原洋子和數十位來自支援會的民間正義人士在西松建設公司門前向股東發送傳單，要求公司謝罪和賠償。回憶當天的情況時，川原洋子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有人接受，也有人毫不理睬。但還是不接受的人多。我們發傳單的目的是想讓大家知道西松建設的真面目。”

可是，川原洋子本人就是公司股東。反對西松，為什么還買他們的股票呢？

其實從1993年開始，支援會就一直在找一個途徑希望能夠直接和西松公司對話，讓他們承認事實，但苦于沒有太大進展。后來，支援會的5位成員自掏腰包變身成了西松股東，因為這樣就有資格參加年度股東大會，獲得發言權。

“我們是為了要在股東大會上和公司討說法。買股票也是迫不得已的決定。每人只買一手，大概43萬日元（相當于2.5萬人民幣）。”川原洋子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股東大會上提反對意見

6月28日在發完傳單之后，川原洋子和其它4名成員以股東身份出席股東大會，就迫害中國勞工問題向董事會討說法。

有了4月27日的判決“撐腰”，在股東大會上面對支援會成員的質詢，西松建設公司方變得肆無忌憚。“可以說這是我參與支持勞工索賠15年來，遭遇到的西松公司最惡劣的態度。我以前一直知道他們是個不負責任的公司，但是他們的薄情還是超出了我們的想像。真的是太過分了。”川原洋子說。當她發言提問時，不等她說完，公司就把話筒搶過去。

不過，股東大會上西松公司的惡劣態度并沒有讓支援會放棄。支援會還計劃在7月22日召開會議，集思廣益討論今后如何和西松建設斗爭。以“中國人個人賠償請求權已被放棄”理由，日本最高法院已駁回多起中國二戰受害者的訴訟要求。而二戰期間的中國勞工索賠案尚有多起處于審理階段。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民間團體的力量已經成為原告不可或缺的助力之一。（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郭一娜發自北京）

(來源:新華網 編輯: 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