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核心技術背后的意圖

在西方媒體大肆鼓噪“中國間諜威脅”的背后，不難看出他們對中國封鎖現代產業核心技術的企圖和努力。

有部分西方輿論認為，為了從根本上遏止中國的崛起，必須長久地防止中國獲得各個產業領域的核心技術，將中國排除在“核心技術俱樂部”之外。直到目前，從汽車、飛機、輪船等運輸領域的發動機技術，到IT、家電、通信領域的芯片技術，再到化學、醫藥、能源、環保技術，乃至鋼鐵領域特種鋼的生產等等，幾乎所有工業領域的核心技術都被他們束之高閣。依賴這些技術，西方企業從全球市場上每天都在賺取著豐厚的巨額利潤。

這種封鎖與擔心，在德國表達得更為直接。2007年10月，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執政黨基督教聯盟黨通過一份新的亞洲政策文件，文件中將中國明確定位為德國的“競爭對手”，指出崛起后的中國在能源、非洲和進出口等領域將與德國直接競爭，德國應加強與印度、日本等國合作，對中國崛起則應采取批判的態度。

而德國媒體也承認，由于工資水平高，德國已經不再是建廠生產的首選地點，目前德國經濟中最有價值的便是其掌握的納米技術、軍事技術以及交通、環保、能源、機械制造等核心技術。為了保護德國企業的成功秘密——不論是科研結果、發展戰略、產品資料、客戶信息還是財政報表，德國企業和政府將不遺余力。

這種“核心技術俱樂部”對中國的技術封鎖，實際上與他們長期以來對能源的壟斷、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一樣，其最終目的都是要防止中國獲得經濟崛起的必要因素。發展中國家“以市場換技術”的設想由來已久，但直到目前還未能取得重大突破，根本原因還在于西方國家一貫實施的核心技術封鎖政策。從當前全球范圍的媒體和政客集體熱炒“中國間諜”的局勢來看，這可能不僅僅是他們對中國企業的誤讀和過度反應。

不乏理性聲音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會被某些媒體的炒作所迷惑，也不是所有西方人都認同發達國家對后發國家的技術封鎖。

德國不來梅大學法學家沃爾夫岡多伊布勒教授曾公開表示，“如果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這種憤怒是沒有道理的。在德國的工業發展剛剛起步時，根本沒有專利權一說……專利權保護法是很久之后才出現的。”他特別提到指出“對思維的壟斷會影響經濟的發展”，這對現代的后發國家尤為不利。正像多伊布勒教授一樣，許多德國人都對作為后起國家的德國，通過“學習”英國、法國、美國等國技術后來居上的發展并不忌諱，并以此對當今發展中國家的處境表現出理解。

其次，對于媒體將西方社會相當普遍的情報競爭，在涉及到中國時上升到道德層面，比如《明鏡》文章不僅將“間諜”之名冠于數萬在德的華人華僑，甚至將中國稱為“騙子之國”。對此，德國計算機專業雜志《CT》的副總編約爾根庫里也不以為然。他表示，“有人據此質疑中國倫理道德有問題，這本身就很矛盾，因為德國也有這樣的行為……我們也知道，美國國家安全局內有部門專門從事工業間諜活動。”實際上，除德國情報機構外，德國企業界近年來也頻頻發生工業間諜大案，無論是早前的大眾與通用間諜案，還是今年發生的SAP與Oracle間諜案，德國媒體并未將它們與任何“道德”問題聯系起來。

再者，對于媒體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妄加指責針對德國政府和企業的黑客攻擊來自中國，甚至斷言“來自中國軍隊”，德國眾多專業人士對此予以駁斥。《CT》雜志副總編約爾根庫里表示“這一說法站不住腳”。德國信息專家勞理斯博士也稱，“不能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就斷定是中國黑客間諜所為。”不來梅大學法學家沃爾夫岡多伊布勒教授認為，要指責就一定要拿出足夠的證據。憲法保衛局的官員也承認“幾乎從來沒有獲得過可以送交法庭的有關經濟間諜活動的證據。”

在分析德國媒體對中國不負責任指責的內在動機時，德國經濟學家弗羅托教授形象地總結了中國在德國媒體中從“沒人理”到“有人罵”的過程：多年前，中國畢竟還很“貧窮、落后”，德國媒體很少報道中國；后來，中國更加開放，德國企業蜂擁而去，德國政府、企業對中德經濟合作傾注了不少熱情，隨著德國在華企業及中德貿易的快速發展，德國媒體對中國“大加贊揚”；但最近這兩三年，中國汽車產量趕超德國、出口總量趕超德國、GDP將趕超德國等消息不斷傳出，自然有德國人開始感到不安，德國媒體也迎合這些心理開始詆毀中國。

針對這種情況，沃爾夫岡多伊布勒教授直接引用了一句德國的諺語——“任你狗兒在旁怎么叫，我們商隊還是向前跑”，認為德中貿易不會受影響。

西方才是工業間諜大本營

大肆的炒作并不能掩蓋事實的真相。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規模上看，目前全球絕大部分工業間諜案件都是發生在西方國家。比如在網絡黑客方面，美國網絡安全公司賽門鐵克今年上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美國是全球網絡黑客的大本營，其每年產生的惡意電腦攻擊行為遠高于其他國家，占全球網絡黑客攻擊行為總數的三分之一，而僅次于其后的，便是德國。這種“賊喊捉賊”的鬧劇，只不過是西方媒體和政客轉移矛盾的一場表演而已。

而在西方情報機構之間，激烈的情報競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相互之間的攀比言辭也不時見諸報端。我們既可以聽到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稱，“目前外國的情報機關的一半開支都用來為經濟情報偵查服務，這個數字要比德國的明顯大得多”，也可以聽到曾擔任蓬皮杜總統顧問的法國安吉商業銀行行長貝爾納艾桑貝爾說：“日本大企業集團每年將他們營業額的1.5%用于經濟情報，相當于幾十億歐元。我們投入的還差得遠呢。”而正是艾桑貝爾最早提出了“經濟戰爭”的概念。

歷史證明，關于產業核心技術的間諜戰，大都發生在西方陣營內部，而不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且不談各個國家在發展初期的狀況，近期發生的兩個例子便很有代表意義，法國的智能卡技術曾一度遙遙領先于美國，最后卻落入美國人手中，當法國反間諜機構——本土警戒局發覺這一狀況時為時已晚。同樣德國目前在風能、太陽能等方面領先于美國，不久前德國下薩克森州有一家風力發電設備廠的情報遭竊，后來的調查顯示，美國情報機關參與了此事。對這些事件，法國、德國的媒體并未大肆報道，更不可能上升到道德、國民層面，最后只能吃了“啞巴虧”。（《環球》雜志駐柏林記者/郇公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