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北京中關村數碼大廈17層，出了電梯，向左走是教室，向右走是多媒體圖書館。作為德國在北京設立的文化交流中心，歌德學院陳設十分簡潔，四壁都是淺色調。一些十七八歲的中國學生在走廊里小聲聊天，空氣里飄著咖啡的香氣。

我四處閑逛，一個高大的中年男子從身旁疾步掠過， 忽又折返，看看我邊笑邊伸出手：“你好！我是阿克曼。”原來他提前結束了會議。攝影師馬上舉起相機，嚓嚓地閃個不停，邊拍邊輕聲感慨：“這么好看的男人！”

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胡說八道！

阿克曼已年過半百，攝影師的贊美更多的是指他舉手投足間風度翩然。這位德國院長沒有千篇一律地西服領帶，而是一身黑色休閑裝，立領白襯衣，款式和風格都頗為時尚。阿克曼靠在椅背上輕輕地笑：“我可是個農民哪。”他吐字清晰頓挫，時不時地拽聲京腔：“特有意思，特好玩。”心念一動，問他夫人家鄉何處，果然答曰：“北京人。”

說起來，中國女作家劉索拉還是阿克曼的媒人。上世紀80年代初，阿克曼在德國翻譯中國現當代的文學作品，劉索拉把自己的朋友高明明介紹給阿克曼當助手，從此成就了一樁好姻緣。“我們現在有兩個女兒，大的18歲，小的13歲，都非常漂亮。”阿克曼微微揚起眉毛，眼睛里都是笑。

阿克曼和夫人得以相識，也緣于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嗜好。阿克曼是德國第一批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譯者，他翻譯張潔的《沉重的翅膀》一度成為德國圖書榜上的暢銷書。中國作家圈里，他交了不少朋友。“我喜歡余華，也喜歡王朔。王朔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家，他把北京話寫成了文學語言，可惜他的作品在西方沒什么影響。”阿克曼認為，王朔的作品以語言見長，經過翻譯之后，就會失去文字原本的魅力。“較之中國國內的作家，一些生活在國外的中國作家在西方更受歡迎。他們特聰明，非常知道西方的口味，著名的美籍華裔作家哈金就是個例子。”

2006年末，德國漢學家顧彬說了一句：“中國當代文學家都是垃圾。”中國媒體嘩然變色，一番對中國作家現狀的討論隨之興起。阿克曼認為這場風波實在毫無意義：“中國當代文學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現在暢銷的‘80后’作家，一本新作動輒發行三四百萬本，但能撐得起分量的人還沒有出現。不過顧彬說現在中國沒有一個好作家，這是胡說八道，我估計他沒看過多少中國當代文學的書。”顧彬1974年來到北京，曾和阿克曼做過同學。“他呆了一年就離開中國，對中國不是特別了解，不過你們可別把他看成騙子，顧彬只是性格比較偏激，對自己的喜歡和厭惡都表達得很強烈，常常語出驚人。”

進過“局子”反倒受益

阿克曼是那種受記者歡迎的采訪對象，一開口便滔滔不絕，一個話題接著一個話題往外拋。興致所至，肢體語言也恰如其分地張揚，但無論處于何種姿態，總是肩背筆挺——他高中畢業后曾經服過兩年兵役。在軍營里，阿克曼練就了不錯的滑雪技術，還曾進入德國國家隊當滑雪運動員。

阿克曼的家鄉位于德國巴伐利亞省一個偏僻的小村莊，湖光山色迤邐空蒙。他的曾祖母是畫家，祖母是演員，父親則從政。阿克曼不僅性格多元化，還同時具有丹麥、法國、俄羅斯和猶太血統。他生活的村莊篤信天主教，家庭也崇尚嚴格的天主教教育。23歲時，阿克曼進入慕尼黑大學學習社會學。

“那時候學社會學在德國可時髦了。”1968年，歐洲爆發了學生運動，阿克曼也經歷了自己最火熱的青春年代，“我們都是左翼，有毛澤東派，有蘇聯派，起勁地反對美國對越南的侵略，反對資本主義，很多人認為社會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所以我大學就選了社會學，但很快就失望了——這門勞什子課程根本沒什么用。”阿克曼決定換專業，選了一個“最沒出息”的學科，古代漢語。“我那時對實用學科不抱希望了，干脆選一個最沒用的。要知道，漢學在上世紀60年代的歐洲根本沒市場，只有那些沒前途的人才去學。”

上世紀60年代，慕尼黑大學的漢學教授談起中國古典文學頭頭是道，卻沒有幾個人會說漢語。“我們這些學生對中國的現實社會也不感興趣，我們眼里的中國，就是《紅樓夢》和馬可·波羅。”

上課時學最不現實的古代漢語，一下課阿克曼就跑進現實中去搞學生運動。一次，學生們像模像樣地“占領”了一座閑置的大樓，要求政府把大樓用于社會公共事業而不是私人投資。警察一看，這還了得，擁上來就把學生們抓進拘留所關了3天。

讓阿克曼沒想到的是，這次“一進宮”的經歷，多年以后竟成為他謀得第一份工作的籌碼。“1977年我到一家跨國公司應聘，公司主管知道我進過‘局子’，立即喜上眉梢：‘太好了，有追求，不是書呆子，我們正需要這樣的人！’”

鄧小平有一種莫名的力量

70年代初期，阿克曼對當時中國社會所有的了解，都來自一份總部設在北京的外交媒體《北京周報》。當時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歐洲很多年輕學子都成了毛澤東的崇拜者。“我要求教授開設有關當代中國的課程，但他們對當代中國不知道也不感興趣，我只好自己去研究。”畢業前夕，阿克曼以中國50年代計劃經濟為主題，完成了自己的畢業論文，他的老師寫了如下評語：“此文的每一個觀點我都不同意，但是文章很精彩。”

1975年，阿克曼拿到獎學金，和另外11名學生一起來到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之后轉入北京大學學習中國現代歷史。這是當時中國接受的第二批西歐留學生。

“來之前，我們一直想象著中國革命多么激烈，人民群眾熱情高漲。可到了北京，卻發現社會空氣極其沉悶，沒有人和我們真正地交流。”這些滿腔熱血的左翼青年失望透頂。“其實是因為我們對中國太一廂情愿了。后來大家決定參加知青上山下鄉，去接觸中國現實社會。”阿克曼和同學們一起來到距離北京180公里的河北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這些外國青年整天掄胳膊挽袖子，四處找活干，可他們哪里會使喚中國農田里的勞作工具，到處弄得一團糟。他們前面干著，農民后面跟著收拾，越幫越亂。提起這些往事，阿克曼樂不可支卻又深情款款：“現在的留學生哪兒見過這些。當年在農村，我們兩個人合住一間8平米的宿舍，這在當時的中國已經太奢侈了！”但在中國學生看來，阿克曼最奢侈的事情，是跟周恩來總理握手。

“1975年，我作為留學生代表到機場迎接外國領導人訪問，見到了周恩來。他真是瘦啊。”周恩來當時已經重病纏身，阿克曼提起此事唏噓不止。一年后聽到周恩來去世的消息，阿克曼忍不住淚水漣漣。

1976年的一天，德國總理出訪中國，阿克曼再次被安排去機場迎接。“我站在那兒等了半天飛機也沒降落，特無聊就東張西望，忽然發現身邊站著一個人”。阿克曼停了一下，開始抖“包袱”，“這個人個子特矮，我的個子特高，我們倆互相看了一會兒都笑起來。在接下來的聊天中我才知道他就是鄧小平。但那時候，我就覺得他這個人不一般，身上有一種莫名的力量。”

傳統文化正在青年中重建

在中國的留學和生活經歷，拓展了阿克曼的另一種思維和眼界，他看到了這個世界的復雜。“我發現文學最能夠表達這種復雜，我開始對中國當代文學感興趣。”80年代初期，反思文革題材的“傷痕文學”經由阿克曼被介紹到德國。“那個年代的中國青年非常渴望了解西方，而西方對中國卻沒有相應的熱情。因此，西方對中國產生誤解是無法避免的。我倒認為，誤解不是壞事，太了解一個國家，就很難有開創性的思維。所以中國人不要怕被人誤解。”

1984年，德國總理科爾訪問中國，在和鄧小平的私人會晤中，科爾提出在中國建立歌德學院開展文化交流。當時，中國正著力和歐洲建立緊密外交關系，鄧小平立即應允了。1988年歌德學院在北京外語學院內正式成立。阿克曼擔任了第一任院長。1994年，阿克曼調任至俄羅斯和意大利的歌德學院分院任職，直到去年才重新回到北京。算起來，他離開中國已經整整12年，恰好是中國農歷生肖的一個輪回。這個細節，被阿克曼看作他和中國的緣分。

“太熟悉了會無聊，太陌生了會害怕，北京給我的感覺剛剛好。”回到中國的阿克曼像回家一樣松了口氣。可不是回家么！12年前的老朋友，見面泡壺茶，還能熱熱乎乎地聊一個下午，仿佛從未離開。

比起90年代，如今的阿克曼走在街上再沒人多看他兩眼，下館子吃飯服務員也不會對他特別優待。“大街上也見不到從前那樣扯著嗓子吵架，隨便吐痰的現象。”人文環境的變化讓阿克曼興奮，同時也讓他憂心忡忡：“我發現中國社會的商業化對無形的文化遺產破壞嚴重。大家過于把賺錢作為第一要務，人們的價值觀在發展變化。”在他看來，商業化在短期內能夠獲得很高的經濟收益，但當追求商業利益的行為已經埋沒掉人文關愛和道德責任時，這個現象就太可怕了。

“另一件讓我擔憂的事情是，現在中國的青少年比西方承受的壓力大得多，他們怎么受得了！太功利化的升學、拿證書、謀求高薪職業，只能讓孩子們無法從容地學習。”

阿克曼發現，社會上對青少年還有一種普遍的牢騷，認為青年人不斷地丟棄中國傳統文化。“可實際上呢，在70年代，我幾乎看不到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的書籍出現。而現在，這一類書籍四處可見。”雖然阿克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充滿信心，但他也對現有文化的不斷斷裂和流失感到無奈。“在西方也有各種各樣的創新和變革，但這些都在自己的文化內核中，中國卻完全不是這樣。想想看，如果19世紀中國人跑到西方，逼著金發藍眼的紳士小姐用筷子吃飯、寫漢字，那么會怎樣割斷歐洲的文化傳統。倒過來想想看，現在西方文化對中國的沖擊，就不難理解。”

雖然對中國文化難以割舍，在今年的工作計劃里，阿克曼的主要工作卻是在中國的各省會城市舉辦“德國節”，擴展德國文化的影響力。“現在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國都有著非常高的知名度，在德國尤其如此。我希望歌德學院也能在中國廣為人知，只有在交流中，大家才能更好地合作。”

或許，在阿克曼看來，只有同樣強大的文化，才能真正的交流與合作。

米歇爾·康·阿克曼(Michael?Kahn-Ackermann)，德國漢學家，現任歌德學院(中國)總院長。上世紀60年代曾在慕尼黑大學學習社會學、漢學，70年代中期在北京留學，80年代開始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翻譯，向德國人介紹了從老舍到張潔等一大批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