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2007年5月，豫光金鉛集團一條電解鉛生產線停機檢修。這次持續十幾天的設備維護，立即引來了路透社的報道，全世界冶金行業的目光也集中到了豫光集團董事長楊安國的身上。

楊安國想低調都不能。他主政的豫光金鉛集團是亞洲最大的電解鉛生產基地，也是中國最大的白銀生產基地，這里裝配了一流的金、銀、鉛、鋅生產線，擁有國際領先的技術開發能力。豫光的每一絲風吹草動，都影響到上證股市有色金屬板塊的行情，波及倫敦金屬交易所的報價。

背著大米的推銷員

豫光金鉛的前身是河南濟源綜合冶煉廠。濟源位于王屋山和太行山之間，《愚公移山》的典故便出自此地。1957年，這里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縣城，縣委為發展地方工業成立了冶煉廠，工人們從山上背礦石，用土法煉粗鉛。就是這樣一個“土作坊”，在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間，從地方小廠發展成了亞洲鉛冶煉行業的龍頭。舞動這個龍頭的人，就是楊安國。

人群里的楊安國除了個頭高些，并無扎眼之處，極普通的短袖襯衫，架一副眼鏡，平頭。由于喜歡運動，50多歲的楊安國看上去要年輕許多，跟記者見面時他剛結束了一個會議，馬上要到外地出差，風風火火。

而當年，從南京理工大學畢業后，楊安國回到家鄉濟源農村是當知青的，1978年才進入濟源冶煉廠負責產品質量檢測。

在人們的印象里，這個年輕人平日沉默寡言，但在工作中敢于表達不同意見，即使這個意見與上級相左。漸漸地，他的工作業績進入了領導的視線，1982年楊安國被提升為冶煉廠黨委副書記。那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剛剛邁進實質性階段，國家逐漸停止對企業產品的計劃生產、計劃銷售。人們尚不明白“市場”二字為何物，更不懂得什么叫市場開發，但楊安國已經意識到，他需要自己把豫光的礦燈吆喝出去。

彼時楊安國29歲，開著一輛破吉普車四處找礦井推銷。每次看到有井架的地方，不論規模大小楊安國都要過去走一趟。礦工們好喝酒，喝高興了生意才有門，楊安國二話不說，坐下來大碗小碗劃拳行令。那時大部分礦燈都來自省部級大廠，這些大中型國企依然擁有國家分配的銷售指標，用不著操心銷售問題。而楊安國已經有意識地培養客戶，他逐個煤礦“攻關”，逢年過節到客戶家登門拜訪聽取意見，還不忘送份禮物表示感謝。

“送出去最多的是大米，”一位當年的推銷員回憶，“楊安國經常背著一袋大米去拜訪客戶，有一次一個客戶住在5樓，他把大米扛上去后發現人家不在家，只得又背了下來。”

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期，誰最先懂得了市場誰就抓住了時代先機。通過楊安國建立的客戶群和銷售網絡，豫光的礦燈銷售勢頭猛增，逐步將從前的行業老大擠出了市場。1987年，楊安國被提升為廠長。

搶來的“生存權”

豫光的老員工們提到楊安國，評價最多的一句話是“意識超前”。他審時度勢的能力和前瞻性思維，在上任伊始便讓整個企業為之一震——楊安國決定將企業的主導產品由礦燈轉化為電解鉛。

此舉招致諸多不解，礦燈銷售勢頭正好，為什么突然掉轉船頭？當時豫光每年煉出2000噸左右的鉛，全部用來做礦燈。

楊安國跟大家分析：“礦燈每年全國的需求量不過300萬盞，就算整個市場都被我們占領了也不過一兩千萬產值，怎么做都不會有大出息。”他已經看到，電解鉛是現代工業的重要原料，中國正在著力發展汽車工業等基礎產業，電解鉛存在巨大的市場需求。

楊安國迅速擴大企業的生產規模，將豫光的鉛生產能力從2400噸提升到1.5萬噸。但經過兩期擴建后，楊安國意識到了新問題：冶金行業高投入高耗能，單純的擴大生產規模會對環境造成污染；中國要同國際接軌，出臺嚴厲的環境政策是遲早的事，企業想要獲得長足的發展，必須進行技術改造。

正躊躇間，從冶金部傳來消息，中國黃金總公司有一個金銀鉛的大項目有意投資給河南的一家冶煉廠。更讓楊安國興奮的是，這個項目運用了最新的環保技術，可以回收利用廢煙氣。如此一舉兩得的事，為什么給了別人呢？對比自己和另一家企業的技術實力后，楊安國決定：去北京找中國黃金總公司“攀親”，把這個項目“搶”到豫光來。

楊安國帶著幾位工作人員進駐北京，摸到主管的上級部門，從普通的辦事員到項目負責人，逐個向其陳述豫光的優勢：具備相應的生產規模，技術力量成熟，如果這個項目交給豫光，投資少，收益快。就這樣，幾個人每天守在別人辦公室門口，軟纏硬泡。楊安國舍不得住賓館，一行人找了個四人間的招待所，寒冬臘月最大的享受就是出去吃一碗燴面。有人跟楊安國開玩笑：“誰愿意跟你出差啊，簡直找罪受。”

這樣的公關持續了幾個月，主管部門終于松口：這個事情可以再議。三位專家來到河南對兩家企業分別考察，楊安國早已準備好了項目可行性科研報告、概算方案、委托設計合同書，而另一家企業只掛出一個籌建指揮部的招牌。最終，中國黃金總公司決定和豫光聯營，投資1.48億上馬金銀鉛項目。這個項目從此成為豫光騰飛的起點。

在企業的產能、利潤不斷上揚的時候，楊安國又出人意料地提出一個新課題——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日益引起政府和世界的關注，作為資源型企業，如何能夠盡到企業公民應有的義務，為國家承擔環境責任？作為企業家，他甚至從這一責任中看到了與之伴生的商機：如果擁有零排放的冶煉技術，無疑將成為豫光在行業競爭中制勝的利器。“競爭決不是簡單的規模疊加，用落后技術裝備起來的企業即使是龐然大物也是一堆廢鐵。”

1997年4月，楊安國到北京拜訪有色冶金設計研究院，承諾提供全額科研資金，請該院主持研發富氧底吹冶煉技術；如果這一技術研發成功，豫光就可以實現“綠色冶煉”的目標。

不到一年的時間，科研小組就宣告技術研發完畢，可以投入生產。但是面對這一革命性的技術成果，很多冶煉企業猶豫不決，因為一旦投入生產失敗，就意味著一筆巨額資金付諸流水，企業很可能從此翻不了身。楊安國卻信心十足——此前他已經到韓國考察了同類產品，對方的技術還不及豫光研發的先進。2002年，這項技術順利投產并通過了有關部門驗收，成功改變了鉛冶煉的行業格局，從此豫光集團登上亞洲鉛冶煉行業的“霸主”寶座，豫光的冶煉技術成了這一行業的綠色標桿。

曾有一位國家發改委的官員跟楊安國開玩笑：“怎么好時候全讓你趕上了？”歷數豫光集團20年的發展，無論是大型項目上馬、企業上市，還是新技術研發、國際市場的拓展，幾乎都是一帆風順，以至于媒體也抖落不出多少跌宕驚心的“包袱”。

事實上豫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能夠穩步上升，得益于楊安國超乎尋常的眼光和膽略，使豫光每一局棋都比他人先行一步。這就像是航行在大海上，真正的好船長用不著跟風浪搏斗，因為他總能提前選擇好風和日麗的航線。

“黃埔軍校”的胸襟

豫光的管理隊伍中，最大的63歲，最小的只有27歲，90%以上是30歲左右的年輕人。在豫光升職加薪從來不用論資排輩，也沒有什么裙帶可攀，而是在同一條跑道競爭。

“有時我坐在臺下，看到已進入不惑之年的同志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競爭同一個崗位，簡直有點于心不忍。但一項制度一旦建立，企業老板也得順從，我不想也不能破壞親手建立起來的制度。”理性化的企業管理制度是楊安國選擇并為之努力的方向。

楊安國極為重視人才培養，每年都邀請各專業的頂尖專家來授課，讓技術尖子到對口院校回爐深造。“在6000余名職工中，員工培訓率幾乎是100%。”楊安國從不吝嗇在員工身上花錢，但至今豫光的總部仍使用著建廠初期的辦公樓，很多中層干部的辦公桌椅都能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楊安國平時坐的也不過是一把塑料藤椅。

行業內曾把豫光稱為“黃埔軍校”，管理層和技術人員跳槽或者被高薪挖走不在少數，但楊安國不以為意。“國有企業在市場法則下確實有弊端嘛，我們是有胸襟的企業，人才流動是自由的，你可以帶走技術，但帶不走我們的企業文化和管理制度。有人跳槽我不會罵他，也不會讓他補交培養費，我會囑咐他好好為新企業效勞。”

楊安國喜歡爬山，豫光的電解鋅廠依山而建，幾乎每星期楊安國都找機會召集管理層爬山。登至山頂，生產區巨大的輪廓盡收眼底，楊安國默然佇立，無人知曉此刻他心潮如何起伏。人們仍記得5年前的一幕，豫光金鉛股票上市后，一向摳門的楊安國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慶功宴。員工們慶得正歡，他卻掩門而出，這位平日神采奕奕的董事長疲倦地斜倒在沙發上，眼中淚光閃爍。

輝煌的成績也帶來愈來愈多的壓力。楊安國深深明白，有色金屬行業是夕陽產業，終有一天要面對客觀環境和資源局限的拐點。“恩格斯說，人類每取得一步，大自然就會給予相應的懲罰。濟源這塊土地究竟能承載多少萬噸鉛鋅的產量，天威難測，豫光的發展肯定不能在鉛鋅冶煉上無限擴張。”其實早在數年前，楊安國就已經開始在旅游業、酒店、建筑裝潢等行業投資，建立多層次的企業架構。未來楊安國帶領豫光的走向，或許又將成為冶煉行業的另一個風向標。（來源：《環球人物》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