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2月12日，美國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宣布辭去“北京奧運會藝術顧問”一職，理由是他認為中國沒有盡力結束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暴力事件，“我的良知不允許我繼續正常履行這一職責”。

同一天，25名好萊塢明星、諾貝爾獎得主、奧運會運動員等，發表一封公開信，稱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及蘇丹的重要伙伴，有機會、有責任為當地帶來和平。

兩件事同時發生，顯示了一種“組織策劃”特征，說明西方一些“抵制北京奧運”的勢力又在策劃新一輪動作。西方社會的主流并不認可這種將奧運會“政治化”、“冷戰化”的做法，但這股勢力在某些領域、某些圈子中，還是很有興風作浪的能力，它能夠制造足夠的精神壓力，讓斯皮爾伯格“忽然發現”了“良知”。

斯皮爾伯格曾主動向北京奧組委表示，愿意為北京奧運會做出自己的貢獻，后又接受北京奧組委的藝術顧問聘書。但據說，雙方沒有簽訂任何合同文書。在奧運會臨近之際，他“忽然辭職”，還說了一些東扯西扯的話。以個人行為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是一種個人的遺憾。對他人而言，他出爾反爾，讓人“失望”。

斯皮爾伯格錯了，因為他牽強地把達爾富爾問題和奧運會聯系在一起。冷戰時期，曾有過將奧運會“政治化”的做法，起了什么作用，天曉得。奧運會是全人類的體育盛會，本該讓它單純一點，給人類留一塊凈土。

斯皮爾伯格錯了，因為他錯誤地把達爾富爾悲劇同中國聯系在一起。達爾富爾問題是個地區、地緣歷史問題，是蘇丹內部社會沖突問題，是殖民遺產、貧困、民族文化差異、資源爭占等許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這些因素都不是中國所能左右的，中國也不會干涉他國內政。實際上，中國已為達爾富爾地區消弭沖突、實現和平，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事：向該地區提供了近億元的人道援助和各種捐款；為聯合國派遣維和人員，參與和談斡旋；為當地打井，修供水工程，建電站……中國只是不愿以制裁和軍事打擊作為介入他國內政的手段，卻受到西方某些道德高調者的肆意攻擊。那些一邊垂涎石油資源，一邊唱道德高調的人干過什么濟人困厄的實事？然而，斯皮爾伯格卻被這些人“忽悠”了。

斯皮爾伯格是個猶太人，對戰爭和暴力行為有切膚之痛。他是個名導演，在演繹一些歷史事件時顯示了自己的人文追求。作為藝術家，用藝術方式表達人文追求是正道。而對當前的國際政治，對其他國家的內部社會問題，斯皮爾伯格恐怕不甚了了，很容易被特定的輿論氛圍和意識形態所左右。按理說，藝術家應與時政保持某種距離。然而，他卻被“忽悠”著去當了一個政治表態者。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藝術家的悲劇。

美國是個意識形態和宗教色彩很濃重的國家，經常做些以“道德”和“良知”的名義去殺人的事。撇開為美國招來一片罵聲的伊拉克戰爭不講，以薩達姆政權為例，在兩伊戰爭時期，薩達姆在美國輿論中幾乎是個抵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英雄”。只是后來，薩達姆與美國發生利益沖突時，其形象才成為“暴君”。事實證明，美國的“道德”和“良知”，往往是依照其所謂“國家利益”形成和確定的，斯皮爾伯格本應對美國的這類意識形態游戲有所察覺。

歷史上，西方一些人消除異己的一個常用手法，就是以“道德”的名義去打殺。希特勒當年迫害猶太人，也是先將猶太人“妖魔化”，然后很“正義”、很心安理得地去殺人，去傷天害理。應該說，這類游戲的不同版本今天仍在上演。對這種游戲，斯皮爾伯格應有自己清醒的精神獨立。否則，他還會被人牽著鼻子走，一錯再錯下去！（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黃　晴　《環球人物》雜志觀察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