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郭齊勇，湖北武漢市人，1947年生。現任武漢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國際中國哲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務。主要學術著作有：《熊十力思想研究》、《天地間一個讀書人：熊十力傳》、《錢穆評傳》（合著）等。

講儒學對身為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的郭齊勇來說，早已是家常便飯。可管理對他卻是再新鮮不過的話題。在“全球通名家講談”，郭齊勇將儒學與管理碰撞到一起，帶領現場觀眾從先人的生存智慧、處世方略中看到了能夠古為今用的技巧，淋漓地展現了儒家文化超越時空的價值與意義。

尋找義、利平衡點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要尊重自己的文明，并發掘它的優點。”郭齊勇一直強調，自己不排斥道家、佛家，也講老子、莊子。但在內心深處，他始終認定，與絕大多數中國人生活比較接近的還是儒家的東西，只是很多人尚“日用而不自知”。

站在“全球通名家講談”的七尺講臺上，郭齊勇再次強調自己的觀點：“古往今來的許多儒商， 都是依照儒家的原則，來處置自己的生命價值與事業之間的關系的。比如‘見利思義，以義制利’，就是說，在見到既得利益時，還要思考一下此事是否符合道義，以求在‘義’、‘利’之間取得平衡。”郭齊勇將古代商人所尊崇的儒家道德歸結為三點：第一，強調誠實守信、買賣公平、童叟無欺；第二，肯定勤儉、開源節流；第三，強調和氣生財、禮遇相待、疏財濟世。從古代，直至近現代，在中國社會發展中，這樣一種“利”與“義”的平衡被商家一以貫之地繼承了下來，然后再根據現實的需要，給出細化的解釋。

郭齊勇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明嘉慶、萬歷年間，出身于新安巨賈家庭的“徽商代言人”汪道昆，曾記述了一個名為“長公”的徽商的事跡：癸卯年間，谷物豐收使得‘谷賤傷農’的悲劇在現實中上演，唯有長公以平價面對所有百姓進行收購，并將收購回來的谷物屯于倉中；第二年，饑荒肆虐又使得谷物的價格猛漲，長公卻又反其道而行之，將去年的存貨以平價賣出，維持了谷物價格的穩定。一買一賣間，他的聲譽就這樣建立起來，在市井間備受稱頌。這對他日后的生意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

中國民族企業的先驅榮德生先生曾說：“古之圣賢，其言行不外《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明誠，正心修身，終至國治而天下平。吾輩辦事業亦猶是也，必先正心誠意，實事求是，庶幾有成。”不足百字，卻將“誠信”的重要解釋得明明白白。天津實業救國的代表人物宋裴卿，堅持在公司內部懸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號。有意思的是，1993年，當全世界6500位宗教學家齊聚芝加哥，熱烈討論世界倫理的宣言時，發現只有孔子的這八個字最能概括當今國際社會中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語言之間的平和相處之道。世界的認同，讓郭齊勇激動萬分。

現代管理，制度、人性兼顧

郭齊勇在臺上引經據典，侃侃而談，臺下觀眾則頻頻點頭，不少人爭先恐后地提出內心的困惑。本場節目的主持人，曾因解說《話說長江》而全國聞名的陳鐸也在現場與郭齊勇“切磋”起來。陳鐸問道：“現代管理大概可以分為兩大類，其一是溫暖人心的情感管理，其二是‘冷冰冰’的制度管理，這二者都有著自己的成功與失敗的案例，那結合儒家的管理智慧，您覺得它們哪種更可取？”

“答案已經包含在您的問題之中了。”只用一秒鐘，郭齊勇就做出了回答，迅速的反應，縝密的解答，讓大家再次見識到郭齊勇的睿智。他解釋說：“硬性也好，軟性也罷，事實上，這是中、西方管理所共有的兩個因素，絕非對立的兩極。管理是個綜合的概念，一方面強調章法、制度，一方面，情感的調劑也非常重要，二者缺一不可。比如商鞅變法，雖然推進了歷史的前進，但他的刻薄少恩、法不容情使他最終死于自創的嚴刑厲法之下；而另一方面，人性化的管理固然重要，但‘信’也是上天賦予我們的最主要的情感之一，‘惻隱之心’、‘羞辱之心’、‘是非之心’……它們都是仁義禮智的‘起點’。雖然這類性情需要培養，但一旦成功，管理自然就容易上路了。”

“這樣的解釋，似乎又回到了儒家的經典概念——‘中庸’，就是調整、適應、再調整、再適應，以此來達到一個動態的平衡。”陳鐸仍然興致勃勃地與郭齊勇交換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的理解，顯然得到了郭齊勇的認同：“沒錯！中庸所講求的，也就是一個‘度’，情感的‘度’和管理的‘度’，在廣東得到大力推行的方法，到湖北可能不一定用得上；對中層管理者適用的方法，也不一定能管理好普通職工。只有不斷地因時、因地、因位、因材對管理進行調整，才能最終求得一種動態的平衡，如此，管理才能充滿活力，否則，就只能是一潭死水了。”

為“中國制造”鋪墊文明

古今中外的不同元素，就這樣被郭齊勇信手拈來。眼看著一個多小時的講座即將結束，郭齊勇忽而又將話題引到當下備受關注的話題——“中國制造”上。

隨著“中國制造”在海外的風行，不少中國人已經習慣于將它視為中國崛起的標志。但是在國外，給“中國制造”挑刺的人也漸漸多了起來，這些人一味地將目光聚焦于“產品質量的殘次，以及制作工藝的落后”。甚至在國內，也有人認為身處現代社會，應該大力學習西方的先進管理技術，拋棄一切陳規舊習，甚至連儒家等一系列“祖先的觀念”，也被他們列入了“老土、保守和現代化阻力”的范疇，主張將其一并打倒。

“這種觀點顯然過于激進和偏頗！儒家不專屬于中國，連那些被我們視為現代化典范的日、韓企業都會利用東方的某些思想進行內部管理，我們有什么理由拋棄我們的祖先！”郭齊勇認為，儒學觀念不僅絕不能拋棄，反而應該盡力強化。“孟子曾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豐田公司的創辦人豐田佐吉曾據此為企業鍛造出三字經營理念——天地人；到了第二代掌門人豐田喜一郎，新添加的‘智、仁’二字使公司經營理念進一步豐富；第三代掌門人更是將這一信條完善為‘天、地、人、智、仁、勇’。三代、六個字的經營哲學，全部來自于我國的儒家經典，但有誰敢說豐田公司不夠現代？還有被譽為‘日本經營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曾公開宣稱，自己成功的秘訣便是‘周易的變通原則、老子的自然之道’，他認為，公司不僅應該生產電器，還應該生產人，后者甚至更為重要，于是，每一屆新員工輪訓的一個重要項目，便是讓他們在早操后，面對父母生活的方向背誦孝經。人性化的訓練帶來的是企業文化的養成，相比起有限的物質生產，這樣一種精神更是企業的無限資源。”

老子曾說，“無用之用是為大用”，這也是郭齊勇想表達的意思。只有當管理跨越了按結構計劃分工的規章，轉而注入一個概念、一種信仰，一個企業才能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與凝聚力，才能使所有員工為著它的成功努力奮斗。

最后，郭齊勇毫不猶豫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真正的儒商不只是制造產品，還要進行儒家精神的傳承；‘中國制造’，不只是制造產品，還要制造人；而人的再生產，不只是繁衍人口，還要將泱泱華夏文化傳遞下去。我們必須學會擁抱自己的文明，學會如何在養育自己的源頭活水中找尋精神糧食和資源，才能有底氣，自覺地回應世界的挑戰！”（來源：《環球人物》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