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記者認識周有光先生時，他已經100歲了。北京朝內后拐棒胡同的周家，看起來簡樸無奇，卻是記者心中的人間天堂。每一次都是乘興前去，欣然而歸。
周有光先生比記者整整大了70歲，彼此之間卻似乎沒有代溝。書房很小，我們總是在臨窗的小書桌旁面對面地一坐半天。百年多少事，都付笑談中。談笑間，周有光先生向記者講述了他的精彩人生──
從常州中學到圣約翰大學
1906年1月13日，我在江蘇常州出生。我家在常州住的巷子叫青果巷。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趙元任和我都住在青果巷，我們三個人都搞文字改革。瞿秋白家很窮，租人家的房子住。趙元任家的房子叫八桂堂。我家的房子叫禮和堂。常州、蘇州、上海很近，但是常州就落后，蘇州思想進步一點，上海思想更進步。外國的新思想、新生活都是從上海傳到蘇州，再傳到常州。
我中學在常州中學讀書。1923年，我考取了上海圣約翰大學。可是學費貴得不得了，一個學期就要200多塊銀元。當時我家很窮，沒有錢。我的姐姐在上海教書，她的一個女同事聽說我考進了圣約翰大學卻不想讀，便說：“考圣約翰比考狀元還難，你弟弟考上了又不進，太可惜了。”她的媽媽很喜歡我，一直待我很好，老人家說：“我現在也沒有錢，但是有皮箱，里面放了很多嫁妝，拿一個皮箱去當，就可以當200多塊錢?！蔽揖瓦@樣上了圣約翰大學，主修經濟學，輔修語言學。
有趣的是，進大學第一次去報到，給我一個卡片，把我的名字打在卡片上。上面有中文，也有拉丁字母，我一看，是用上海話拼的羅馬字，這是學校的規定，在學校每一個地方簽名，都要按照這個標準。學校的管理就按照羅馬字來管。羅馬字管理法是一種科學管理法，圣約翰的總務部是沒有幾個人的，管理起來好得不得了。這就是外國文化跟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
在圣約翰大學，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看報，主要看英文報。一個英國教師問：“你們天天看報，是怎么看的？”我們說：“看報就看報，沒有什么?！彼f：“看報有看報的方法，每天看報要問自己：‘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第二個問題：‘為什么這條消息最重要？’第三個問題：‘這條消息的背景我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趕快去查書，首先查百科全書?！蔽覀儼凑账@個方法來看報，興趣就大大提高。
我在圣約翰大學只讀了兩年，遇到“五卅慘案”。圣約翰大學的中國師生出來辦了光華大學。我最后在光華大學畢業。畢業后，我先后在教育界和銀行工作。
在美國和愛因斯坦聊天
1946年1月，新華銀行派我前往美國紐約工作。我們坐了14天的船到美國。1月13號我在船上過了生日，剛好快到子午線。過了子午線，日期要變更，又重復一天，于是我又過了一次生日。
我工作的地點是在伊爾文信托公司（即今天的紐約銀行），在華爾街一號。我就在這里辦公，對外在美國用伊爾文的名義，在中國用我們銀行的名義。我們在中國代理他們，他們在美國代理我們。工作的待遇很好。我業余讀書，不肯浪費一點時間，在美國讀書的條件好極了，那時候我喜歡鉆研經濟學。
紐約市中心有一個公共圖書館，我每天一下班就去那里看書。圖書館的人員看我每天都去，那么認真，就問我：“你研究什么？”我說是經濟學。他說：“你是研究人員，我們給你優待，給你一個研究室。”研究室很小，兩個人用，一個人用上午，一個人用下午和晚上。我要下午和晚上，借書時隨便借多少都沒有關系，放在房間里慢慢讀。那可真是優待。
每到星期天，我做中國菜，請朋友來。當中有名的朋友有老舍，還有羅常培、李方桂。老舍會講笑話，我們每次相聚都開心得不得了。
我在經濟學界交往的人中，名氣最大的是何廉。何廉原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國際聞名。他到普林斯頓大學做教授，愛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頓大學做教授。何廉跟我說：“愛因斯坦現在空閑得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興跟他聊天嗎？”我說：“當然很高興?！边@樣我就兩次去訪問愛因斯坦。見愛因斯坦可能是1947年。我們談國際形勢，談當時美國發生的情況。愛因斯坦的學術我不懂，我的專業跟他又不一樣，就是普通的朋友。
我的印象就是他的人非常好，生活也很隨便。我們在銀行界，穿衣服都很講究，他在大學里，大學的風氣跟銀行不一樣，大學教授穿衣服馬馬虎虎的，他穿的衣服還沒有我講究。他沒有一點脾氣和架子，也不是講話滔滔不絕的人。
從經濟學家到語言學家
1949年，我從美國回來，回國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認為中國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想回來為國家做點事情，這是當時青年的一種思潮。很多人回來，不是一個兩個，而且是抱一種理想的人回來，沒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的母親在中國，不肯去美國，我不愿意與母親長期分開?；貋砗螅以趶偷┐髮W教書，兼新華銀行秘書長，那個時候人民銀行在上海有分行，我任第二業務處長。由于我身兼三職，所以很忙，但的確能夠發揮長處。
我于1955年10月離開上海，從此就沒有回去了。我到北京來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開完會，領導就把我留下來，在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我說：“我搞語言是業余搞著玩的，是外行?！鳖I導說：“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蹦菚r候的確是精力充沛，國家有需要就愿意做。
吳玉章是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主任，當時級別很高，主任就是部長級，副主任是胡愈之，吳玉章年紀大了，真正做事的是胡愈之。胡愈之了不起，能寫文章，見解有世界眼光，他同我很談得來。胡愈之待人好得很，沒有什么官架子。常常在晚上九點鐘，我要睡覺了，他來了，一談談到十二點，像朋友一樣。
當時研究拼音方案是一件大事情。文改會下面成立一個拼音方案委員會，小委員會有15個人，實際上就是開會來一來，平時他們各有各的工作。真正工作是我們研究室做的。方案的起草工作主要由三個人負責：葉籟士、陸志韋和我。許多資料都是我搞的，因為我是主持這個研究室的。這件事情應當說很復雜，搞了三年才成功。人家跟我開玩笑說：“你們幾個字母就搞了三年?！爆F在想起來，花了三年工夫很值得，把所有的問題徹底解決，一點不馬虎?，F在看來，漢語拼音方案應該說是成功了，全世界都在用這個方案。
“周百科”這個外號是后來才有的，那是沈從文跟我開玩笑的話。沈從文和我是連襟。改革開放初期，中美兩國搞文化合作，當中有一項就是要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當時國內購買力很差，就壓縮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到了1985年以后，又擴大翻譯。中國方面3個人是劉尊棋、錢偉長和我，美國方面有3個人，6個人成立了聯合編審委員會。人家跟我開玩笑，叫我“周百科”。這個外號就是這樣起來的。
人家問我：“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為什么出了那么多書？”其實我是把從前沒有搞起來的重新整理出版，不是一下子研究那么多。《世界文字發展史》已經進入“世紀文庫”，《語文閑談》也列入“中國文庫”。
愛人是“張家二姐”
我的愛人張允和生于合肥張家。張家是個大家，張允和的曾祖父張樹聲是跟隨李鴻章打仗的，“張家”與“李家”相并列。“張家四姐妹”受到了當時比較好的教育。不僅是新的大學教育，傳統國學的基礎也比較好。葉圣陶在我岳父的學校教過書，他講過一句話：“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睆埣宜慕忝弥?，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顧傳玠，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我的妹妹周俊人和張允和是樂益女子中學的同學，她常常來看我妹妹，到我家來玩，這樣我們就認識了。我跟她從做朋友到戀愛再到結婚，可以說是很自然。因為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發展，不是像現在“沖擊式”的戀愛，我們是“流水式”的戀愛，不是大風大浪的戀愛。
張允和的嘴比較快，人家說她是“快嘴李翠蓮”。她喜歡中國古代音樂，我喜歡西洋音樂。我跟她交朋友時，夏天請她到上海聽貝多芬交響樂，在法租界的法國花園，一人一個躺椅，躺著聽，很貴，兩個銀元一張票，躺了半天她睡著了。這是一個笑話。
結婚前，我寫信告訴她，說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她說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不依靠男人。不久我們便在上海結婚。張家四姐妹里，她最早結婚。我們的婚禮很簡單。我們有一個親戚有錢，結婚花了很多錢，我們就反對那一種。當時結婚不得不請客，我們就找了上海青年會，請客簡單便宜。
別人都說我們結婚70多年來從沒吵過架，就連親戚也經常向我們的保姆詢問是否如此。其實我們也吵架，只是我們吵架不會高聲謾罵，不會讓保姆聽到，一般是三兩句話就吵完了。還有一點，我們吵架通常不是為了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因為其他人的問題?？偟恼f，我們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諧的。到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們每天上午十點鐘喝茶，有的時候也喝咖啡，吃一點小點心。喝茶的時候，我們兩個“舉杯齊眉”，這當然是有一點好玩，更是雙方互相敬重的一種表達。下午三四點鐘，我們又喝茶，又舉杯齊眉。這就對家庭和諧起到作用。有朋友來家里，特別是記者，看到我們舉杯齊眉，都覺得有趣得不得了。還有，我們相信外國哲學家的一句話：“不要生氣！”許多人問我們長壽之道，我們想不出什么道理，可是我們相信不要生氣。因為，“生氣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边@是完全對的。譬如，夫婦兩個為了孩子生氣，孩子做錯了一點事情，就大動干戈，實際上就是懲罰自己。我們相信這個話很有道理。
2002年8月14日，張允和去世了。那年她93歲?，F在，我自己還是把這個喝茶的習慣一直保留下來了。（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