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安倍首相成功訪華后，中日關系打破了政治僵局。如何構筑“戰略互惠關系”，提上了中日兩國的議事日程。

日本接受了“戰略”一詞

安倍首相上任伊始就提出要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這是日本最高決策層首次在對華關系上明確使用“戰略”一詞，因而是其對華政策的重大轉變。日本曾長期拒絕在中日關系中使用“戰略”一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各大國紛紛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中日是否也要建立這種關系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對此，日本輿論曾作出兩種相互矛盾的反應。

第一種反應是，反對以“戰略”概念界定對華關系。日語中的“戰略”一詞帶有濃厚的“軍事”或“策略”的涵義。因此日方對與中國建立“戰略”關系頗為躊躇：一是不愿招致美國對“日中聯手”的猜疑；二是不愿按中方意圖為日中關系做出定位，三是認為日中間尚不具備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條件。中方則把“戰略伙伴”理解為長遠的、全局性的、穩定的合作關系；它既不同于日方所理解的策略性合作，也不能單純歸結為軍事合作。這里不僅反映了兩國理解“戰略”一詞的語言差異，而且也確實反映了中日關系不同于中俄、中美、中法等其他大國關系的特點。說到底，日本之所以如此忌諱使用“中日戰略伙伴”概念，主要是因為日本采取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外交路線，不愿與中國建立與日美同盟處于同等檔次的關系。

第二種反應是，認為中方在有意把日本排除在建立“戰略伙伴關系”的對象之外。其實，中方對與日方建立這種關系不曾有異議，只是因日方消極才同意不在中日關系中使用“戰略”這一字眼。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前在擬定《中日聯合宣言》的過程中，日方就曾拒絕采納“中日戰略伙伴關系”這一用語。據當時日本各界反應，“戰略”一詞只能用于日美關系，而不能使日中關系與其平起平坐。人們記憶猶新，近幾年日本政府又曾極力回避“戰略”一詞而把中日戰略對話稱作“綜合政策對話”。

回顧這段歷史就不難看出，安倍首相提出要與中國建立“戰略互惠關系”，無疑是顯著提升對華關系檔次的重要政治決斷。據傳聞，連日本政府各部也對此缺乏心理準備。顯然，如何使這一新的定位從字面落實到實踐上，是擺在中日兩國面前的共同課題。

關鍵是中美日能否良性互動

中日能否走向“戰略互惠關系”，首先取決于日本能否妥善處理對美、對華關系以及中美日能否形成良性互動局面。

對日本來說，對美、對華關系是最重要、但又最難掌握平衡的兩對雙邊關系。在古代，中國曾是日本引進文字、制度和先進技術的最重要國家。在當代，美國是日本在外交、安全和經濟上最為依賴的國家。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又在迅速上升。

中美“越頂”握手，是日本最為擔心的事情。1971年的“尼克松沖擊”，是日本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1998年克林頓總統訪華時沒有在日本停留，使日本再次感到美國對日本從“敲打（bashing）”變為“繞行（passing）”，日本在美國心目中變得“無足輕重（nothing）”。這儼然是一次小型的“克林頓沖擊”。2005年以來，布什政權敦促小泉改善過度惡化的對華關系。這一含蓄的“布什沖擊”，是促使安倍上臺伊始向中國示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日本心目中的理想態勢是：一方面，強化日美同盟，保持對華優勢，在此前提下漸進地推進對華戰略關系；另一方面，又以提升對華關系來逐漸減少對美依賴。從中國的視角看，日本把日美關系置于日中關系之上，中日戰略對話就只能是有限范圍內的小心翼翼的試探，甚至可能成為日本“戰略對話為名，實現經濟利益為實”的手段。對日本而言，沒有日中和解的“脫美”是充滿風險的；對中國而言，日美同盟高壓下的日中對話則難以成為真正的戰略對話。

對美國而言，中日關系密切到超越美日關系的地步是難以容忍的。但中日關系如小泉執政時期那樣劍拔弩張，也很令其提心吊膽。中日最好是既不近也不離，爭相向美國示好。

其實，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障礙不在中國，而在于對美依賴的外交結構。其難以擺脫對美依賴，原因也不在中國，而在于日本在歷史與現實問題上未能實現日中戰略和解。

近來，“日美中應建立正三角形關系”的主張在日本重新抬頭。這表明，安倍主張日中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在日本確有社會基礎。無獨有偶，最近美國一些專家也主張“中日對美國都重要”，其一些智庫中亦出現了推動中美日三邊對話的動向。

中美日關系擺脫“二對一”心理誘惑而進入良性互動軌道，是中日走向戰略合作的重要條件，也是符合三國利益的最佳狀態，同時也是日本成為“普通國家”的正道。

筆者曾在2001年寫道：“中日戰略關系存在這樣一個死結：一方面，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擺脫‘美主日從’框架，就是因為未能實現對華戰略和解；反過來，日本之所以遲遲不能建立日中戰略信任，就是因為在日美同盟問題上未能讓中國安心。今后，中日兩國只能共同致力于消除戰略疑慮，增進相互信賴，謀求解開兩國間‘戰略死結’，才是符合兩國根本利益的唯一出路。”如今，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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