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月22日正式上任到和記者面對面坐下來聊天時，韋迪上任已臨近百天。在這些日子里，他始終被各種輿論所包圍。現如今，足協中層調崗已經完成，新來人皆為韋迪“中意”之人，足協已經徹底進入韋迪時代。

和記者面對面坐下來，韋迪談了自己對中國足球將來的設想，采訪臨結束時他說：“我希望大家現在抱著一種拭目以待的態度，是好、是壞都沒必要輕易下結論“。剛上任時，韋迪曾在新聞發布會上當著所有記者說過“干不好就辭職”，現在他堅信自己可以干好。

談新中層

新人干得不好，將提前走人

新京報：中層更新完畢，你下一步還有什么大的動作嗎？

韋迪：沒大動作了。下一步就該踏踏實實工作了，分部門按部就班地展開工作，出了問題該誰負責誰負責。

新京報：結束一年的借調工作后，足協會對這些掛職的領導給出一個合理的說法嗎？

韋迪：你想啊，既然是總局選他們來掛職，在任職結束后能不給一個基本說法嗎？他們掛職的期限是一年，人事關系還沒調過來，就是來協助、支援足協工作的，工資都是由原來單位開。對于他們來講，問責制是百分之百的，干不好就要實行問責制。

新京報：現在的問題是，這些新的領導都是足球的外行。

韋迪：在足協工作的這些人，都應該是管理內行，會踢球如果不懂管理，也不是內行。我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足球外行，但組織派我和他們到這里來，也不是來踢球的，我們需要做好的是管理。是不是足球出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看這個人是否正派，他所具備的知識儲備夠不夠這個崗位的要求。如果能適應崗位要求，那么很快就能進入角色了。

我大學時學的是體育教育，那么對于我來講，除了當體育老師是內行外，到其他領域都是外行了，這顯然是不對的。當組織通知我到水上中心任職時，我跑到體育出版社專門買了三本關于水上項目的教材，我首先要解決的就是“項目盲”的問題，當時我對水上項目根本就不了解，但到四年后，還不是拿到了奧運冠軍嗎？再一個奧運周期后，不也增加了好幾塊金牌嗎？

新京報：這些新中層的權力有多大？

韋迪：他們需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自己所領導部門的管理工作。我要下放權力給他們，否則累死我也干不明白。我聽說原來國字號球隊中，關于誰上場、打什么陣型領導都會干預，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新京報：有媒體評價，新領導班子比原來更務實，你怎么認為？

韋迪：我覺得現在還不能這么說，你們對他們應該抱著一種拭目以待的態度。我們還得通過一段實踐來看他們是否適應現在的崗位。如果真的不適應現在的崗位，那么可能掛職不到一年，我們就得跟組織申請讓他離開。

談舊提議

國奧打中超，是我犯了錯誤

新京報：有人說，和青少年足球相比，你更關心國奧隊能否具有參加奧運會的資格，以及國奧隊在奧運會上的成績，因為這關系到你的政績。

韋迪：誰說我只為了政績、只關心明年奧運會預選賽能不能出線啊？！說實在的，到現在為止我連明年奧運會預選賽怎么打還一點都沒琢磨呢。恰恰是總局現在已經啟動了奧運備戰工作報告了，我到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應該談點什么呢。

新京報：你就談國奧打中超吧，這是你上任以來提出的“最偉大”的想法。

韋迪：哈哈，我這個應該是犯了傳統體育管理模式必須要進入職業體育訓練模式中去的錯誤。

新京報：你承認你的想法錯了？

韋迪：那當然……不，也不能這么說，應該說這種提法最起碼是不合適的。我的動機是好的，但這種所謂的動議存在不足，那么就必須進行調整。我不承認給國字號球隊增加更多訓練時間和比賽機會是錯的。

新京報：上任之初，外界很支持你，但自從你提出國奧打職業聯賽這個想法后，對你的支持聲越來越少了，罵聲在逐漸增多。

韋迪：我不擔心外界不支持我，因為大家還是要看最后實踐的結果的。在我推出這個提議之前，有反對聲是早就預見到了的。我提出這個想法后，連足協內部對我都有很大意見，這些我心里很清楚，就甭提社會各界了。

新京報：在水上管理中心，你恐怕聽不到這么多罵聲，接受不了這么多采訪吧？

韋迪：足球的環境本來就是最開放的、最透明的，這都沒什么，讓大家說吧，說什么都行，沒壞處。沒點承受能力的話，足協這活干不了。

新京報：到足協后，你的承受能力變強了吧。

韋迪：我的承受能力本來就很強。我在任何事上就沒怕過、為難過。

新京報：你認為你的出發點是對的，但形式是錯的？

韋迪：對。既然這是錯的，我為什么一定要堅持讓國字號球隊打中超呢？我們會變一種模式，請聯賽當中的隊伍陪國奧隊來打比賽，這不就得了嗎？一個真正負責任的管理者，必須不斷修正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失誤。既然不合適，我為什么不改呢？如果你們非得讓我韋迪承認“我錯了”，那么我會說，當時那個辦法在設計上絕對有錯，這不就完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