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rrill說在哈佛的校園里有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孔子學院也為推廣中國文化進行了很多努力。“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即使當美國人去南美，去非洲的時候，他們也可以見到中國人和中國的項目，”他說。“中國不再是一個只能靠漢學家介紹的地方，你可以親眼看到它的影響。”

Terrill說中國研究還有很多發展空間。“如果你想做一個研究蔣介石的博士論文，也許我們會需要，因為關于他的著述還不完善，”他說。“而且現在有很多新的領域，30年前幾乎不存在。比如說，對中國法律的研究。現在人們相互打官司，但是我當學生的時候很少聽說。”

但是，Terrill認為漢學家應該保持客觀，不應該跟牧師一樣號稱自己真理在握，而只能陳述自己發現的事實。

八十年代，Terrill寫作出版了《毛澤東傳》，至今在中國已銷售了180多萬冊。他說。“相比中國學者，我沒有在毛澤東時代生活過。我只是試圖理解毛當時的想法，他的成功，失敗和矛盾。把毛當做一個人來描繪。”

除了海外學者的熱心參與，中國社會也向外國研究者敞開了大門。

2012年，Alitto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演講時，受到了聽眾們的熱烈歡迎。當他步入講臺時，掌聲和歡呼聲從500多名聽眾中爆發出來。Alitto作了個揖，隨即用流利漢語奉上了一堂關于中國哲學家梁漱溟和儒學的講座。

他說現在美國連高中都有中文課程，人們也可以很容易地來中國旅游，居住。互聯網時代更是給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從前他為了查閱資料不得不遠赴重洋，如今只要點點鼠標就可以找到了。

海外漢學研究中心的顧鈞教授介紹說，海外漢學研究給國內學術界帶來了新的觀點和研究方法。他舉例說，有些國外的研究者對魯迅評價不高，有的弄不清賈寶玉是男是女。“‘三人行，必有我師’，外國學者可能會問‘這三個人里面有沒有女的呢？’，”他說。“這些觀點不一定對，但是的確給國內的學者帶來了新的刺激，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比如說社會學的角度，后現代的理論，女性主義的視角等等。”

沒有語言的障礙，中國學者在漢學研究上有先天的優勢，但是也要注意學習海外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并且給出中肯的批評。顧鈞表示，過去十年不但是海外學人學習中國的時期，也是中國熱心向海外推廣中華文化的十年。

孔子學院自2004年成立以來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落地，擁有超過50萬的注冊學生。外文出版社在過去半個世紀，用43種語言在100多個國家出版了2萬多種中國圖書。

“我現在有些擔心人們過多地關注中國的經濟增長，而不是中國的文化，歷史和傳統。學生轉向漢學研究僅僅為了更好的工作機會。如果經濟增速減緩，漢學研究有可能會走下坡路，”顧鈞表示。

瑞士蘇黎世大學的資深漢學研究員Ralph Weber認為經濟崛起不應該成為學者關注中國的唯一原因。

“就像當日本經濟騰飛時，日本研究也流行一時。之前，歐洲大學很少教授非歐洲的歷史和文化，但是現在已經很多元化。這是一個健康的發展，”他說。（記者 彭奕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