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在英國首都倫敦，參加反對救市示威游行的群眾與警察發生沖突。一些倫敦市民和學生當天在倫敦金融街舉行反對政府救市示威游行活動，并打出“反對資本家”、“我們為什么要為他們制造的危機埋單”等標語。當日倫敦股市出現大跳水，《金融時報》100種股票平均價格指數跌幅高為8.85%。新華社/路透

2.從“平”到“彎”，自由放任模式危險

“這種史無前例的政府干預，發生在一名共和黨總統的政府任期即將屆滿之時，而這名共和黨總統曾經把私有化、放松監管和自由市場理念作為其經濟政策和政治議程的核心……”

——美國《華盛頓郵報》（9月12日）

曾經有一本書非常火熱，它的名字叫做《世界是平的：21世紀簡史》。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描述了一個個人成為了主角、膚色或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不再是合作或競爭的障礙的世界。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曾一度成為美國國內的焦點話題，但最后，消費者和企業似乎達成了一致：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影響完全是積極的。中國和部分前蘇聯國家融入全球貿易體系后，緩解了通貨膨脹，開放了新的市場，并且增加了數以10億計的低成本勞動力。美國人無比懷念那個時代，那時美元強勢著，這個世界對美國而言，確實是“平的”。

現在，一本新書出現了，它的名字叫做《世界是彎的：全球經濟中潛藏的危險》。作者戴維·斯米克在書中開始反思，為什么美國會在全球化過程中日漸落于下風。隨著整個美國金融體系開始崩塌，曾經無比榮光的“華盛頓共識”，連帶顯赫一時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流派，現在似乎已經破產了。全球化即美國化的道路，似乎再也走不通了。

江涌對此有著獨到的看法。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并沒有避免自身的經濟危機周期，現在可以說英美式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遇到了巨大的問題，而奉行“老歐洲”式資本主義的德國，情況相對較穩定。

他指出，美國的整個監管體系、價值觀體系、社會體系都是一個雙重標準的體系，核心標準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向外輸出新自由主義，要求其他國家開放市場，減少政府干預，但實際上在國內控制得非常嚴格，對各種并購案的審查非常嚴格，比如曾經的中海油優尼科并購案就是一個典型。實際上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華盛頓共識”就已經破產，現在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本身的生存都成了問題，其債權只有200億美元不到，只能勉強維持運營，包括WTO也走入了僵局，多哈貿易回合的談判破裂就是明證。

莊健也提到美國政府之所以放任雷曼兄弟破產，是因為其問題暴露得比較早，風險釋放得比較徹底，影響較小。而美國政府也不可能把所有問題企業全部扛下來，不可能無限制地拯救，要考慮道德風險、信譽等等問題。美國的自由放任模式已經超過了臨界點。

莊健說，美國金融機制的缺陷主要在于監管的漏洞，金融創新步伐太快，監管跟不上，太過放任，沒有有效的措施來控制風險。1929年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主義，這一次如果民主黨上臺，則可能會有類似的強調政府的干預，強調政府監管等措施出來。

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則向《環球》雜志記者表示，將兩房和美國國際集團國有化，美國政府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此下策，其精神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原則，但如果不救，金融危機震蕩全球，影響就會更大。美國政府面臨著兩難的選擇。

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認為，過去30年間中國國內引進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太過集中于介紹強調自由市場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體系，而忽視了其他的理論體系。實際上美國國內，強調政府監管、強調干預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體系是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體系并駕齊驅的主流教科書學派。前世界銀行副總裁斯蒂格利茨就是這一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同時指出，每一次經濟危機都會促成經濟學理論的新突破、新發展，這次也不例外。所謂的“北京共識”和“華盛頓共識”并不是能夠相互簡單替代的東西，其他的國家經過此次危機，一定會思考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不再簡單照搬美國模式，而美國國內的學界，也會對此次危機進行反思總結，對自己的理論模型做出改進。這次金融危機之后，更加強調干預的新凱恩斯主義可能會占上風。（《環球》雜志記者/王豫剛鐘沈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