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為了“抑制房價過快上漲”，各種調控措施頻頻出手；一方面，“房價過快上漲”又不斷演變成社會現實，套用一句耳熟能詳的老話，多少有點“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令老百姓和社會輿論感到焦慮的是，高房價已然如同脫韁的野馬，至今看不出一絲停止的意思。調控部門的公信流失，開發商的暴利嘴臉，還有買房者如同搶購大白菜一樣趨之若鶩的熱鬧景象，成為2010年這個充滿寒意的春天中最顯著的風景。

　　從三亞到北京，從上海到杭州，地王頻出，各種漲價消息迅速蔓延，從開盤當天售罄的“日光盤”，到日漲四千的開盤訊息，再到吃個煎餅的功夫一套房子漲了幾十萬的樓市傳說，去年世界金融危機陰影下刮起的強勁的樓市熱風，究竟會朝哪個方向吹？不斷傳出的調控訊息，似乎十分看好“差異化信貸”和“房地產稅”的征收。相比此前不怎么見效的調控措施，這兩招果真是救蒼生于水火的靈丹妙藥？對于因為高房價而更加敏感和脆弱的社會神經，這一次果真會有取信于民的效果嗎？

　　“差異化信貸”就是對于二套以上住房提高首付、利率，甚至對多套房干脆不給貸款，意在通過銀行之手，打擊“投資投機性購房”。對于指望貸款買二套房的人來說，這一招，可謂一劍封喉。但從海南到北京，真正“炒房”的人，有幾個真去費勁地申請貸款？從浙商到煤老板，一買幾十套的買主，恨不得拉一車現金來買房，他會在乎“差異化貸款”嗎？在“剛性需求”之下，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之外，有千千萬萬等著買房的家庭，即使沒有炒房團的加入，也不會縮小買房大軍的規模。這種利用銀行信貸政策讓一少部分人“退出”的政策，對于居高不下的房價而言，除了隔靴搔癢，能起作用嗎？起碼，其效果值得懷疑。

　　調控房價為什么一再變成空調，就在于這種局限于“在買房人身上打主意”的思路。在調控部門眼里，所有的措施，所有的嚴厲法則，全都指向了房地產市場中最弱勢的消費者。仿佛高房價的罪魁禍首，是千千萬萬持幣待購的消費者。像取消預售、停止賣樓花、銀行不得向開發商貸款等等對開發商不利卻可能穩住房價的“硬措施”，一個也不敢用。因為，根據市場常識，只有開發商感到資金鏈緊張，才可能降價自救。否則，只要銀行過于充沛的資金還砸向開發商，只要不差錢，誰愿意賣房呢？相比不斷飛漲的房價，那點利率支出又算得了什么？這也是開發商捂盤惜售、坐地漲價的根本原因所在。至于可能對地方政府不利的禁止賣地等措施，更是調控部門想都不敢想的。因為，當初的賣地政策就是調控部門自己拍腦門想出來的。誰愿意做扇自己耳光又得罪人的事呢？

　　同樣，房地產稅也是“在買房人身上打主意”的政策。反正地方政府、開發商不能得罪，以增加持有成本為名為地方政府增加收入，何樂而不為？收了土地出讓金、土地增值稅之后，再收物業稅目前顯得法理不通。而且，在房地產市場中名目繁多的稅收之外，再開征新稅，也難以說服公眾。干脆收住房消費稅，這一措施被鼓吹者稱為“精確制導”，可以直接“命中”高房價。

　　可真正買得起大戶型、多套房的人，他們會在乎住房消費稅嗎？國際普遍通行的做法，像物業稅等全民稅種，一般不鼓勵例外，個別專家所說的一套房緩征、二套房才征，不過是為了讓公眾接受、減小社會阻力的說法。一旦住房消費稅因為技術分析、價格評估、套數甄別、征收成本等至今不可預測、具有不確定性的因素，而變得對投資性購房毫無影響，反而打擊了在住房貸款壓力下喘息的房奴，這樣的后果，又該由誰來承擔責任？

　　依靠增加稅收來抑制房價，這個愿望很美好，但目前真正面臨的倫理困境是，征稅的目的是什么？是打壓房價，還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目前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還少嗎？從豪華辦公樓到備受詬病的公款出國、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哪一個不是天文數字？為了增加公共投入？在預算監督力度不大、花錢不透明的情況下，比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把這些錢花得公開、透明。如果沒有這個前提，公眾憑什么承受新增的稅收負擔呢？如果說增加稅收是為了穩定房價，那就更離譜了，靠加重公眾負擔、增加政府收入來調節市場價格，是不是一種南轅北轍、背離初衷的做法？

　　（責任編輯：侯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