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27日，參觀者在性文化實物展覽上參觀。新華社特供本報圖片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30年來，中國社會曾出現兩次有關性的社會大討論：一次發生在1979年6月，導火線是一張電影的接吻劇照；另一次發生在2008年4月，導火線是一堂婚前守貞課。

　　性，這個伴隨著五千年人類史的字眼，在30年前的中國好像洪水猛獸一樣。然而在30年后的今天，性走入了高堂雅室、走進了學校課堂。

　　接吻劇照

　　1979年6月18日上午，一封言辭激烈的讀者來信擺在了時任《大眾電影》主編林杉的桌頭。

　　“我看了你們編輯出版的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的封底影照，非常憤慨！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萬沒想到在毛主席締造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還會出現這樣的事情。你們竟墮落到這種和資產階級雜志沒什么區別的程度，實在遺憾！我不禁要問：你們在干什么？”

　　這封署名向問英的讀者來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讓他如此憤慨，以至于連用了三個問號的質問緣自《大眾電影》復刊后第5期的封底——一張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中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劇照。

　　時任《大眾電影》副主編的唐家仁回憶，這是改革開放后公開發行的刊物首次刊登接吻照片。選擇這個封底時，編輯部下了很大決心，但還是沒有想到這么快便有讀者發來了措辭如此強烈的來信。林杉與唐家仁拿著這封信，到影協書記處請示后，決定將這封信全文發表在下一期的雜志中，并請讀者就“接吻劇照”進行討論。

　　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11200余封關于“接吻劇照”的討論信像雪花一樣飛入了《大眾電影》的編輯部，其中反對的聲音有三分之一多。這場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關于“接吻”的全國性公開討論，后來成為當代性學家研究“性解禁”后的第一個事例而不斷引用。

　　著名的性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將1978年之前的中國歸為“無性社會”，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一場“性革命”迅速結束了“無性社會”。“當時的中國社會，任何一個領域出現跟性相關的話題，都會吸引起全社會的目光，接吻的電影劇照引起的討論不過是開篇而已。”潘綏銘說。

　　裸體藝術

　　同一年的冬季，一幅大型的女性裸體壁畫又一次刺激了國人的神經。

　　1979年10月1日，新落成的首都機場開始投入使用，在此之后的兩個月，有超過30萬人次的北京市民前去參觀。吸引大家的還有一幅名為《潑水節——生命的禮贊》的巨幅壁畫。中央美院的畫家袁運生在完成這幅壁畫時，大膽地創作了三個裸體的長發女性形象。

　　袁運生向記者回憶這幅壁畫創作時說，“我在要畫沐浴場景時，人是不能穿著衣服的。為了通過審查，我在草稿上多畫了條線，這樣看上去就成了穿著衣服的。在壁畫就要完成的時候，我偷偷把線去掉，完成了裸女。等發現了，也已經沒辦法了”。

　　得到有關領導肯定后，這幅壁畫得以展示。好奇的北京市民口口相傳，于是蜂擁而至一看究竟。可惜好景不長，受到社會輿論的壓力，首都機場在三個月后為三個裸女的身前蒙上一層薄薄的紗衣，參觀的人們可以透過紗衣看到裸女，也可以掀開紗衣一窺究竟。

　　潘綏銘回憶，那段時間公眾對裸體的東西似乎充滿了熱情，關于女性裸體的繪畫、電影、展覽風靡一時。1988年在北京舉辦的“油畫人體藝術大展”將人們對“女性裸體”的熱情推上頂峰。

　　1988年12月22日，“油畫人體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展，展覽一共展出了中央美院28位畫家的136幅作品，展出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女性裸體油畫。

　　展覽的總策劃是當時中央美術學院的年輕教師葛鵬仁。他回憶，開展后每天在中國美術館西側售票窗口排隊買票等待入場的長龍曲折蜿蜒，足有一公里長。展覽最后一天，數千觀眾拿著新買的《油畫人體藝術作品集》畫冊和明信片，簇擁著讓畫家簽字留念。畫家們為此忙了一整天。

　　僅18天的展覽就迎來了22萬觀眾，一位名叫柯普的外國觀眾在參觀后，對群眾的熱情提出了質疑。他寫信給《中國日報》說，“在其他國家的藝術史上，不可能找到同樣的實例，原因很簡單，重點不在‘藝術’，而在‘裸體’。”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剛剛結束“性真空狀態”的社會對“裸體”的需要，大大高于“藝術”。

　　開放之外

　　性壓抑一朝得以解禁，社會對性知識、性文化的需求如同饑腸轆轆的老虎。然而填充這些需求的“性”食品卻是良莠不齊。于是在各種“涉性”事務蓬勃生長的同時，一場政府發起的查禁“黃色淫穢”出版物的行動也開始了。

　　1982年5月，一本名為《玫瑰夢》的外國小說在一夜之間從全國各地大小書店的書架上消失，原因是書中有“大量淫穢描寫”并違反出版規定。《玫瑰夢》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本因涉黃而被查禁的作品。除了小說本身被查禁外，小說的出版單位——延邊人民出版社還被處以60萬元罰款。

　　1988年以前，中國被認定的“淫穢色情圖書”有30多種，6家出版社因違反出版規定停業整頓，130多種被認為圖文涉及淫穢色情描寫的期刊被叫停。在中國廣為流傳的“禁書”——《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也是在這個時候遭到查禁的。

　　1986年10月，時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的朱正在北京出差間隙去國家出版局去看望老友。在閑談中他告訴朋友準備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朋友連忙告訴他，這書不能出，漓江出版社已經報了這個事，但沒被批準。

　　回到湖南，原本想停止出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朱正遭到了出版社上下一致反對，當時該書全國征訂數已經達到了30萬冊。為了解決出版社的經濟壓力，朱正打了個擦邊球，決定模仿此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刪節本《金瓶梅詞話》的辦法，把圖書發行限制在專業范圍內。

　　1987年1月中旬，湘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正式出版。各地書商的車就停在印刷廠外面，裝訂一批拉走一批，轟動一時。但還不到一個月，《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因大量描寫性的文字而被查禁。當時湖南省出版局局長、副局長，以及朱正本人都因違反出版規定遭到了嚴重處分。

　　有同樣命運的還有賈平凹1993年的新作《廢都》，出版僅月余，該書便因“黃色淫穢”遭到查禁。

　　2004年1月，作為人民文學出版社“廊橋書系”中的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再次出版，第一版印數5萬冊。書籍依然暢銷，但整個社會卻已經相當平靜了。

　　走進課堂

　　就在裸體藝術引發社會熱情，金瓶梅刪節版、查泰萊夫人手抄版廣泛流傳，以及轟轟烈烈查禁黃色淫穢的同時，一個專門以這種性文化現象，以及性本身作為研究對象的小圈子也在慢慢形成，這便是后來的性學和性學家。

　　性學的發展也是一波三折，在1994年中國性學會成立之前，由北京醫科大學王效道教授、現在已經定居美國的“性學滾雷英雄”鄧明昱教授等領導的中國性學會籌委會已經整整準備了8年，其間籌委會還一度被認為是“全國性淫穢組織”遭到調查。

　　1986年，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費孝通教授寫的“重刊潘光旦譯注靄理士《性心理學》書后”一文更是對性學研究提綱挈領，“人類兩性生活不僅是完成生物上的生殖作用，而且通過兩性之間的感情，可以豐富和美化人類生活，使這種人與人的關系升華為一種藝術的享受……要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要對性進行科學的研究，只有在對性有了科學的認識，并且能在群眾中普及了這種科學認識，兩性生活才有條件提高到藝術的境界。”

　　1988年，國家教委、衛生部以及計生委三個部門同時發出了在中學開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青春期性啟蒙教育開始正式進入了中學的課堂。

　　初中三年級時，會有一門生理衛生課，當上到生殖健康時，老師會把男女同學分開上課，月經、自慰、早戀等過去難以啟齒的字眼羞澀地進入了課堂。

　　同性婚姻上“兩會”

　　如果說對中國性真空狀態打破后，對“兩性”文化的解禁是勢如破竹，那么對同性戀、虐戀、性工作者等性的“亞文化”的態度轉變則是“曲徑通幽”。作為國內最早研究“亞性文化”的學者，李銀河深有感觸。

　　她與王小波在合寫《同性戀亞文化》前進行調查時，大部分的資料是通過信件獲得的，同性戀圈子仍然是一個相當封閉的群體。這本書出版后，將同性戀定義為一種性的亞文化，這極大地挑戰了社會的傳統倫理道德。2003年，李銀河又一次提出了為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議，開始直接挑戰傳統倫理道德的底線。

　　李銀河說，30年前別說同性婚姻，就是同性同居，一旦被發現都可能被扣上“流氓罪”的帽子而成為違法犯罪行為。但隨著外來文化的沖擊，社會對同性同居的認識一點一點出現改變。

　　1991年，安徽巢湖公安部門“抓獲”了一對同居的女同性戀者，但當地的公安機關發現中國實際并沒有適用的法律后，沒有隨意處理，而是很嚴謹地逐級上報到了公安部。

　　1991年11月6日，安徽省公安廳向巢湖公安部門轉發了公安部關于同性戀處罰的批復：

　　什么是同性戀，以及同性戀的責任問題在目前我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情況下，你們所反映的問題，原則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為給予治安處罰。

　　公安部的這個批示是我國對同性戀問題的首個司法解釋，成為以后處理同性戀問題的法律依據。除了官方的政策松動，整個社會對同性同居的接受程度也不斷增強。

　　2003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李銀河終于委托一名政協委員將“同性婚姻立法”的建議帶上了全國兩會，一時間震驚海內外。李銀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她要將同性婚姻立法一年接一年地提下去，直到它通過為止。

　　之后的五年中，李銀河果然沒有食言，每年兩會期間，她都會委托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將“同性婚姻立法”帶上全國兩會。

　　除了同性婚姻外，性社會學家也紛紛以平和的心態開始研究虐戀群體、性工作群體等更為隱秘的亞性文化圈子。

　　貞節課程

　　在社會對個性自由選擇給予更多關注的同時，一股性開放、性自由的暗流也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暗潮洶涌。

　　2004年10月，國外某公司公布了當年的全球性調查報告，這份報告中稱，當年平均性伴侶數最多的國家，不是美國、法國，而是中國。

　　這份報告在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眾多性學者對該報告提出了質疑和反對，潘綏銘教授也是對這份報告給予猛烈回擊的專家之一。

　　但從他在2000年和2006年兩次對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實踐進行的調查中，國人的性伴侶、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都有了明顯的增加。比如，國人超過兩個性伴侶比例由2000年的16%增加到了2006年的25%；國人婚前性行為比例由32.9%增加到了43.5%；男性大學生婚前性行為的比例更是由20%提升到了36.6%，女性大學生的比例由12.8%增長到了26.8%。

　　面對包二奶、一夜情、婚前性行為在社會上越來越普遍，青年大學生首先對性開放進行了反思。

　　2005年，四川成都兩所高校7名女大學生簽訂了《青春無瑕同盟協議》，女大學生們在協議中高呼：“如花歲月，沐浴愛情光輝，然而目睹過太多享一時沖動的甜蜜而以淚洗面的悲劇，為了抵制不良風氣，為了維護女性健康，特訂立此協議。享受愛情甜蜜，維護愛情嚴肅，珍愛女性貞操，結婚之前不與任何異性發生性關系。”

　　經過網絡傳播，短短幾天之后，全國便有數百位女大學生響應協議。

　　2008年4月8日，一篇名為《婚前守貞課進入大學課堂》的文章出現在了各大網站的頭條。原來，浙江大學課堂開設了一門“婚前守貞課程”的選修課，倡導學生在接受培訓后做一個決定：保持性禁欲直到結婚。

　　這件事通過網絡媒體傳播，迅速在全球華人社區引起了一場大討論。出乎意料的是，贊同婚前守貞的大多數是匿名的普通網友，而幾乎所有的性學專家都持保留意見，并由此事件展開了對國內性教育的反思。

　　身居美國的鄧明昱在對中美性教育進行對比后認為，保守的性教育或者禁欲主義教育都只能帶來適得其反的后果。政府、社會、學校應該著手建立一套完整的性教育體系，讓年輕人樹立起這樣的意識：性觀念和性行為是個人的選擇，但個人也要承擔選擇帶來的后果與責任，在滿足自己需求的同時還要充分考慮他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