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wǎng)環(huán)球在線消息：12月23日，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前外交部長李肇星，中國聯(lián)合國協(xié)會會長、聯(lián)合國前副秘書長陳健，前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國問題研究所所長楊成緒大使，中國前APEC高官、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戰(zhàn)略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王嵎生大使做客中國日報網(wǎng)站參加《外交講壇》第一期節(jié)目，與網(wǎng)友一同回顧三十年外交風云，把脈新時期外交走向。以下是在線訪談摘要：

主持人：提到外交破冰，1993年的時候江澤民主席在西雅圖會見了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這次會面被外界認為是中國打破外交封鎖的一次標志性事件。王大使當時正好是APEC高官，請問對這次非常有歷史意義的“江克會”，您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們分享？

王嵎生：我當時剛擔任APEC的中國高官。我認為這次“江克會”是打破美國制裁的序幕。那時1993年APEC，美國是東道主，是輪流做莊的。做東道主的時候，美國就利用這個機會就提出來要召開領導人會議，就是非正式會議，或者叫經濟會議。這是第一次在西雅圖召開。

可是，當時美國對中國還在進行全面制裁，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不進行官方的高層往來。克林頓上臺以前1992年底大選的時候，說了一些對中國不那么友好的話。上臺以后，他感覺到不跟中國搞好關系也不行。可是要邀請江澤民主席去正式訪問，那就很公開地打破了制裁，他不敢，但是他又有這個需要。所以他利用這個機會，當年的6月份在第二次高官會議上，在西雅圖，美國的一位女大使克里斯托弗緊急約見我，向我提交了一個文件，提出來要召開領導人會議。在談話中她說一句話，說：“王大使，我向你保證，江澤民主席如果接受邀請一定會受到我們很有禮貌的友好接待。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tǒng)的會晤在某種意義上比APEC領導人會議更為重要”。我們搞外交的都知道，這樣一句話是向我們發(fā)出了一個信號，美國急于要利用這個機會改善同中國的關系。江主席剛擔任主席，第一次要到國際舞臺上亮相，對打破美國對我們的制裁是個好現(xiàn)象。國內迅速做出了答復，說江主席接受。

關于這次雙邊會談，雖然我是管多邊的，但我知道這是有積極成果的，可以說是打破美國制裁的第一步，或者叫做序幕。這一次會上我也看到，美國不能不對中國重視，實際上也重視。但是美國要想搞一個亞太共同體，把APEC的Cooperation變成Community,我們是不太贊成的。在美國企圖在價值觀方面、安全方面、經濟方面都起到主導作用，我們當然不同意，整個第三世界，發(fā)展中成員幾乎都不同意，個別的發(fā)達國家也有保留。這時要想推行就很困難，我們不贊成，但是也有靈活性。最后達成協(xié)議，在領導人宣言里面寫上一句話，領導人莊嚴承諾，要不斷地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到現(xiàn)在成為一種美談：APEC要有一種大家庭精神，這種精神就包括了協(xié)商一致、平等互利、自主自愿，也是很重要的原則。

當時克林頓很怕這個東西通不過，那天晚上的國宴，當美國人有求于你的時候，他知道怎么跟你拉關系。在國宴上，美國的女大使克里斯托弗悄悄地拿了一杯酒向我敬酒，對我低聲的說（她不愿意讓別人聽到）：“我們合作的很好，一會兒宴會完了以后有喝咖啡的時間，克林頓總統(tǒng)要念聲明里關于大家庭的那段話，麻煩你轉告江澤民主席，希望他到時候能夠高抬貴手。”我聽了以后感覺到我們的分量，美國對中美關系很重視。

主持人：我們知道中美關系其實是中國外交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自1993年在西雅圖實現(xiàn)了“江克會”之后，在1996年的時候，克林頓總統(tǒng)訪華，1997年江澤民主席訪美，兩國領導人至此實現(xiàn)了互訪。但是隨后在1999年發(fā)生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事件，2001年又發(fā)生了南海撞機事件，這都讓中美關系再掀波瀾，我們在就這兩起事件和美國的交涉過程中，有沒有什么信息可以跟大家分享？

楊成緒：很多中國人搞不清楚，美國是故意有計劃的來轟炸中國的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還是一場誤會。我們在和美國交涉當中，反復要求美國澄清這個問題。據(jù)我了解，美國最后講到“這是我們最高領導人做出的決定，但是這個地點是中國使館，最高領導人并不知道，這是個失誤”。我們也沒有接受他的這個說法，我們覺得應該再說透一點，我們不理解的是在今天科學技術這樣發(fā)達，怎么美國竟然不知道貝爾格萊德中國使館的地址，我們不理解，到現(xiàn)在還是一個懸念。當然我們注意到了，美國向我們多次道歉，克林頓也多次的表示遺憾，覺得是他們出的一個最大的失誤。同時，他們也給予我們相應的賠款。但是這個問題我覺得和歷史上發(fā)生的很多事件是一樣的。比如說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遇刺到現(xiàn)在也是個謎。但我相信隨著時間的發(fā)展，會把這個謎揭發(fā)出來的。

至于撞機事件，我們和美國有很大的爭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美國的偵察機飛進中國的領空，你不斷地來進行偵查，在和平的時期，這種行為就是違反了國際法，違反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準則。這個問題也是兩國之間始終存在的一個問題。

王嵎生：我想補充一點。當時社會上的輿論，網(wǎng)友們可能同電視上都看到了，一種比較多的是有目的、有預謀、有計劃的轟炸，當然也有少數(shù)人認為可能是誤炸。當時我們的表態(tài)是很清楚的，你說是失誤，這完全不能令人相信，你必須交待清楚。這就是外交上提出很明顯的責問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同時必須賠償，所以他不得不賠償了。在這里我想順便說一句，既然跟網(wǎng)友交流溝通，談談個人的看法。美國賠償我們2000到3000萬，我們也賠償他們一點點，雖然少，為什么要賠償他們一點呢？因為美國在中國的領館也受了一點損失。從感情上來說，我們打他有理，但是在外交上僅僅有理還不行，還要理智和冷靜。按照國際上的慣例、和《國際法》，你把使館損壞了，還要賠。所以我覺得遇到這些事情，既要有感情，這是很自然的，我當時也非常憤慨，但是行動的時候一定要理智。

主持人：也就是說，公民在表達外交訴求的時候，還要用一種理性的手法和方式進行。在2001年撞機事件和“9·11”恐怖事件，新一代領導集體成立之后，在外交方面有哪些特色？中國面前面臨著哪些國際形勢？

楊成緒：我想再補充一點。當時美國始終在承認錯誤這個問題上，總是拖泥帶水，我們要求他做出正式的道歉。在文字當中，他使用了“sorry”，我的英文也不是十分好，我記得那天晚上我正好出席巴基斯坦大使的宴會，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坐在我的旁邊，我就問他這兩個字的區(qū)別，他說兩個字都有道歉的含義在里面。但是“regret”這個詞需要承擔法律的責任，美國避而不談這個問題。對此，我們對美國也是不滿意的。但具體的做法上，我們也有自己的手段，比如美國堅持這架偵察機在海南島修好上再飛回去，我們堅決不同意。你派另外的飛機給它運回去，也沒有這樣大的飛機，怎么運回去，所以他們只能拆掉，而且那時候借用了俄羅斯大的飛機把它運走了。所以在外交過程當中，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的原則立場，在這個原則立場是不能往后退的。

（環(huán)球在線：信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