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票證大國”

　　學界對于票據的起端，公認的時間是1955年，是以發行第一套全國糧票為標志。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繼面世。全國2000多個市、縣都分別發放和使用了各種商品票證，進行計劃供應。此外，一些較大的廠礦、學校等也印發了各種票證。

　　“票證范圍之廣、地域之寬、品種之全、時間之長、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極為少見。除了買‘紅寶書’(《毛澤東選集》)不用票,買其他東西幾乎都要票。”當時有人這樣感嘆。

軍用糧定額支票（大米）（1958年版）

軍用糧定額支票（面粉）（1958年版）

　　根據上海市商業二局向《中國經濟周刊》提供的一份資料統計顯示：僅以1962年為例，上海憑票供應的商品從此前的8種增加到62種。包括糧票、糕點票、糖票、油票、肉票、鹽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從中央到基層發行過糧票的地方約有2441個，品種約有30萬，包括農村口糧糧票、工種糧票、補助糧票、知青回城糧票、光榮家屬糧票、干部下鄉糧票、軍用糧票等等。

　　“大多數商品都是憑票供應的，什么樣的商品就用相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為了照顧老干部、高級知識分子、科研人員和有特殊貢獻的人，也分別發放了一些特供票證。”上海老作家沈寂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對票證的記憶顯然是“刻骨銘心”。

　　“幾乎找不到不要憑票就能購買的東西。”申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社會并不缺乏票據的身影。銀票、當票和各種買賣契約，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曾起過重要的作用。而這與新中國發行的各種票證明顯不同。

　　“建國后最早的票證應當是1950年開始印發的糧秣票，即大米票、馬料票、柴票、馬草票。”上海真常禮品有限公司經理董鳴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同年2月份，政務院出臺《全國各級人民政府1950年度暫行供給標準草案》，各大區分別對享受供給制的機關工作人員、解放軍官兵和部分企業職工的糧食定量標準作出規定。”

　　但是，《中國經濟周刊》采訪的大部分專家一致認為， 1955年糧票的誕生，才是新中國票證的開端。

　　從1953年10月開始，中共中央決定開始在全國實行對糧食、油料(包括食油)的統購統銷政策。1955年8月，國務院頒布《市鎮糧食定量供應暫行辦法》，由此糧票和購糧證作為第一票進入了新中國的票證歷史舞臺。隨后，油票、布票、麻醬票、肉票等相繼發放。

　　1961年10月起，全國各省、市、縣先后實行了按工資比例，隨發日用工業品購貨券、購貨證的規定，把50余種商品列入憑券供應范圍，如搪瓷杯、電池等物，票證種類更是五花八門，有的地方還發放了手帕票、鞋票。

　　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漸恢復，到1965年，除糧、布、棉、油、糖、煙等十幾種重要票證外，其余票證已逐漸消失。但十年“文化大革命”，又給國民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導致了商品的緊缺。商品越是緊缺，票證發行量就越大，而其間發行票證的數量更是空前。

　　上海市收藏協會會長吳少華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票證體現的是計劃經濟思路，也是國家對市場經濟宏觀控制的手段、一種社會管理的措施。在這種制度之下，保證了社會總體物資分配的平衡，保證了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

　　時代造就“票證”

　　“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票證可能是維護當時經濟體制運行的最好方法，也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的必須手段；同時也是在當時消費品不足的情況下社會需要的一種分配方式。”上海社科院劉社建博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說，“當然，不利之處也顯而易見，票證發行限制了公眾消費，阻止勞動力自由流動。”

　　事實上，票證的發行，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將勞動力緊緊束縛在人們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農村。由于“非城鎮戶口”的人們不享受絕大多數票證的“優待”，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成為不可能。

　　而且，票證發行后，社會上立即出現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并有了嚴格的“世襲制度”。吃“農業糧”的想要嫁(娶)“商品糧”的，幾乎沒有可能。

　　但是，也有相關專家持相反意見：“票證束縛了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不能以好與壞作簡單判斷。就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應該是利大于弊，只有把農村勞動力牢牢束縛在土地上，才能通過‘剪刀差’來完成工業所需要的積累，這對發展工業是有積極意義的。”

　　“資源是有限的，社會應該把有限的資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在計劃經濟下，沒有一個合理的標準，完全依賴于計劃體制中官員們帶有想象成分的‘社會需要’。”這位專家分析認為，“比如，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最缺少的是輕工業產品。但計劃體制時代人們卻認為，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最重要的是重工業，所以大量的資源都投向重工業。結果造成消費品的嚴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費品沒有一件不靠票證才能買到。”

　　他指出，“不宜過分強調票證的作用，歸根結底是計劃經濟體制的問題。票證雖然是計劃經濟體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其本身并不能代表計劃經濟體制。不過，如果放在更長遠的歷史背景下看，通過低廉的農產品價格提供給工業原料、幫助工業發展以及積累，其意義需要重新評估。”

　　票證折射“時代變遷”

　　“新票證”的出現

　　過去的老票證雖然無用了，但是隨之而來的是種類繁多、功能各異的“新票證”。這個有著更廣義內涵的新票證時代包括了千姿百態的新鮮事物：信用卡、飛機票、TOFEL證書、身份證、交通卡等。

　　“狹義的票證一般指政府主管機關發給指定受眾群體，用以獲取限量物品的有價或無價票券憑證。它具有鮮明的計劃經濟的配給制的烙印，是計劃經濟所特有的。”劉社建博士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但隨著中國經濟社會所有制的多元化，就業渠道的多元化，收入來源的多元化，社會階層的分化，資本市場的逐步發展，出現了許多與人們經濟生活密切相關的事物，但較難找出一個與老票證地位等同、與市場經濟緊密相連的事物。”

　　“中國過去與現在的經濟形態根本不同點就在于經濟體制的差異，即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同。票證是計劃經濟下不可或缺的，銀行卡等更廣義概念上的‘新票證’與人們經濟生活密切相關，它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很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與‘老票證’等同。”劉社建說。

　　票證的“歷史代溝”

　　“一張照片，兩張銀行卡，紙幣幾張，還有飯卡、美容卡、身份證、交通卡等。”小戶通過MSN對記者這樣描述自己錢包里的東西，“都是各種各樣的卡，準備拿了這個月的工資再去辦張健身卡。”隨即，打了個大大的“鬼臉”過來。

　　這個網名取作“小戶”的“80后”，不知票證為何物。

　　而“2分錢上次公園，5分錢看場電影，四兩糧票兩毛錢吃頓飯，上大學靠推薦，住房不用買，生大病了去單位要個記帳單交給醫院”的生活經歷，卻貫穿了他們父輩過去的日子。

　　“1993年才取消糧票的使用嗎？”1983年出身，現在北京做網絡編輯的戶小姐很疑惑，“我對票證沒有印象，可能我生活的年代已經不用票來買東西了吧。”

　　“沒用過糧票。不過爺爺給我講過他的艱苦歲月。”在杭州從事房地產策劃、26歲的董先生這樣跟記者解釋，“三年困難時期爺爺步行100公里去‘山里’換糧食，拿出去的是金銀首飾，換回來的往往是土豆、紅薯。”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只要年齡跨入“80后”階段，很少有人對票證有清晰的記憶。而出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的人，或許能說出一、二點關于票證的記憶，而中老年人對那段生活依然“記憶猶新”。

　　票證收藏“前景看好”

　　成都市的賀鵬春藏有各種票證4萬余種、10萬多枚，當初共投入成本3萬元，而如今這些票證的價值已經升值百萬以上。

　　據《天府早報》報道，最讓賀鵬春得意的是一套上世紀60年代的糧票，一共10多張。當時他只花了2000多元，現在已經升值到10多萬元。要不是前段時間一位浙江藏家開價15萬元，叫其忍痛割愛，他還真不敢相信自己的這些“小愛好”，如今身價已經翻了數十倍，乃至上百倍。

　　如今，票證已經進入收藏界，成為其中一種重要藏品類別。

　　“票證收藏行業的利潤空間是很大的。以一年消耗1000萬枚計算，一本珍藏冊收入1000枚，可以制作出1萬冊，以1千元人民幣每冊計算，銷售金額就高達1千萬。” 上海真常禮品有限公司經理董鳴對《中國經濟周刊》這樣分析，“票證的收藏魅力來自于不可再生性；而票證一旦成套，價格立即十幾、幾十的翻倍。”

　　“從收藏的角度來看，老票證是新中國經濟發展、變化的歷史見證，體現著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時代特征，其研究與收藏價值不可限量，前景看好。”吳少華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90年代中后期，票證確實紅火過一陣子，每天來柜臺詢問有無某種票據的人絡繹不絕。一年下來也能銷售個幾十萬枚、幾千冊的珍藏本，在手里流通的錢也有個幾十萬。”申健表示，“但如今愛好票據的人收藏能力都有限，接班人出現了斷代，要知道小青年可無法同我們一樣對票證感同身受。”

　　據專家介紹，隨著人們收藏水平的日益提高，促使票證的價位得到提升，尤其是文革時期的票證行情看漲。

　　“語錄布票在3年前最高的品種每枚賣10元左右，現已漲至百元。有些糧票價格也有不同程度增長，武漢市1969年語錄糧票一套在前幾年僅售2000元，而目前的價位已達到5000元。”董鳴說。

　　“忘記意味著背叛”

　　前不久，太原市迎澤區郝莊鎮朝陽三社區76歲老人董化銘在家里開辦了“票證收藏見證30年改革開放”展覽。老人說：“別小看了這些票證，在30年前，吃、穿、用，樣樣離不開它。”

　　2008年10月28日，3000多種改革開放初期的肉票、油票、布票、糖票和煙票被擺上福州市“改革開放30年”文獻資料展柜；此前的9月19日，武漢“全國第十七屆票證收藏文化展示交流大會”的大幕徐徐拉開。

　　所有這些，都向社會展示著這樣一個信息：退出歷史舞臺10多年的老票證，仍然留存在一些人的心中。

　　作為上個世紀我國計劃經濟的歷史見證，票證濃縮了新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而票證收藏和改革開放幾乎同步，已有近30年的光景。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加入票證收藏這個行當，首先是因為對它的感情。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對這段時光的記憶是刻骨銘心的。”申健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如今你能看到的文革票證種類很多，而且很有特色。”董鳴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前期票證上印有最高指示、毛澤東語錄、紅太陽、工農兵、向日葵等，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后期的票證比較樸實，以工農業生產和風景名勝為主。”

　　主編我國第一部票證辭典《上海計劃供應票證鑒賞》的已故“票證大師”孫林祥，深切關注票證的收集整理。他曾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收集整理票證的有關資料，要文票對照、互為佐證，對正確引導、研究我國經濟史、票證史、糧食史方志有重要作用。”（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張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