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審理

　　公權力被起訴，一定意味著政府機關錯了嗎？

　　當然不是。按照藺文財的說法，在法律層面上，“民告官”并不比其他案件特殊，作為被告的政府機關，在法庭上同樣擁有申辯的權利，同樣可以依法勝訴為自己正名。“況且，民告官并不是和政府對立，而是一種良性互動。我們所抗爭的對象，是假借公權實施違法行為的個人”。

　　由于自己做的事被許多人視作“與公權力叫板”，所以藺文財尤其強調在法律許可范圍內替人維權。他的所有授權委托書上，都有這樣一段話：“委托人承諾：不參與集會游行、集體上訪等行為，如有以上行為，本次委托關系自動解除。”

　　藺文財也關注立法本身的一些“遺留問題”。他曾向全國人大相關部門寫信，陳述行政訴訟現行法律中“管轄地”問題的弊端。

　　而當年參與立法的姜明安，也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目前行政機關對法院的影響比較大，法院在人、財、物都由政府掌管的情況下，很難不受某些地方政府的掣肘。這位法學家經常引用的一個案例是，湖南某縣法院因為判決縣政府敗訴，竟被縣政府停發了幾個月的工資。

　　盡管藺文財提出的見解沒有得到過官方回復，但一些地方法院陸續開始籌謀變革，試水行政案件的異地審理。

　　在浙江臺州，兩個基層法院法官一句“干脆交換審理算了”的戲言成為現實。當地難辦的案子，移到異地就能審理，而且大都做出了相對公正的判決。

　　汪華富是這一轉身的見證者。他是臺州市路橋區法院第一任行政庭庭長。

　　在此前的1995年，汪華富就已出任行政庭庭長。當時他覺得“特別為難”——出任庭長兩個月，汪華富就收到了5起關于拆遷的行政訴訟，被告都是區政府。第一批案子讓他真切地感到行政案件難辦，在面對政府時，他有時甚至說話都要低聲下氣。

　　這位法官感慨，法官審案子本來天經地義，但他一邊要面對法律，一邊還要面對現實。

　　在法律和現實間掙扎，其實一直是很多法院行政庭的生存狀態。為了謀求更多的生存空間，臺州市一些縣市的法院開始了摸索。

　　2002年，臺州市中院啟動行政案件的異地交叉管轄，轄區縣市的行政案件實行異地審理。當然，這樣的試水，如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般，在忐忑中低調進行著，沒有文件，沒有會議簡報。

　　實行異地交叉管轄不久，汪華富就接到了一起來自鄰市溫嶺的案子。因為社保問題，溫嶺市5家企業的400名職工，將溫嶺市政府推上了被告席。

　　溫嶺市市長親自出庭應訴。盡管如此，汪華富依然感到腰板硬了。以前審理此類案件，有時會被轄區領導指責“不支持當地政府工作”，但審理外地的案子就少有這樣的壓力。

　　一年以后，臺州中院統計，一審審結被告為縣級政府的案件中，政府敗訴率超過60%。而此前，這一數據僅為13%。

　　其后，在全國行政審判工作會議上，這一“異地交叉管轄”的創舉獲得高調認可。個別省市和地區開始起而效仿。

　　更具革新色彩的是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條司法解釋。該司法解釋明確了“被告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評論說，此舉的目的在于排除行政權力對于司法權的不當干預。

　　不獨地方政府會成為被告，據《瞭望》周刊報道，國務院各部委中，財政部、鐵道部等29個部門近年都應訴過行政訴訟案件。

　　部級單位也可能被人推上被告席，這很大程度上不負當初立法者們的平等立法意識。

　　但姜明安寄望更多。他說，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對“民告官”的理解仍然有偏差，他們認為這“不利于社會穩定”。

　　他說，訴訟和法制渠道一旦被堵，社會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這才是大大地有害穩定。

　　在昆明市郊的一間辦公室內，藺文財眼睛盯在自己的網站上，一條一條地翻看求助者們的留言。

　　“要說呢，我感覺國家的法治化進步還是挺明顯的，司法部門的自我修補能力也在增強。”藺文財對一旁的人嘟囔，有些像是在自言自語。

　　一條留言引起了他的興趣。眼睛仍瞄著電腦屏幕，他同時一手撥出了電話：“你好，我是‘中國民告官網站’站長藺文財。”

　　本報記者　張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