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回鄉路

　　生性好動的陳剛在電子廠只做了半年多時間，就離開枯燥的流水線工作開始跑業務。隨后，他換了很多工作，賣過電吹風，在建筑工地上推銷過建筑篩網。

　　1992年，陳剛開始頻繁跳槽，就是為了找到一個可以自己做老板的行業。1995年初，陳剛在南山區租下一個門面嘗試開店，并獲利不少。

　　但好景不長，1997年前后，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放慢，很多鄉鎮企業破產，陳剛的生意越來越不好做。

　　也是在這個時候，陳剛聽說四川老家鎮上要開發，規劃了很多馬路，還要出售地皮。于是，帶著在南方經過洗禮的頭腦和賺來的資金，陳剛回鄉在鎮上買了一塊地皮，建了房子，把戶口從村子里遷了出來，并嘗試在當地經營天然氣，但很快虧本倒閉。

　　近十年間，這是陳剛第一次回家。和數萬打工者一樣，陳剛不得不在外過年。不回家的原因，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每到年關，要么工資被拖欠，要么有錢也買不到平價票，即使從票販子手里買到了高價票，也擔心擠不上沙丁魚罐頭一樣的火車。

　　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以后，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高潮，春運成為社會熱點，鐵路運輸是重中之重。節前通常是北京、廣州等勞動力輸入地，節后通常是四川、安徽、江西等勞動力輸出地。

　　1993年春節前后，鐵路列車客票對乘火車進出廣東省和廣東省內的乘客實行浮動加價。之后，每年春運火車票或多或少都會上浮。直到2007年春運，當年鐵路春運各類旅客列車不再實行票價上漲，以后也不再上浮。

　　長時間漂泊在外，對于漸漸年邁的父母，陳剛覺得自己很不孝，“只能用錢來表達，很悲哀”。一年臨近春節，陳剛打電話回家，說沒有闖出一番事業，沒有錢買火車票，不好意思回家。媽媽帶著哭聲說，不希望你們怎么樣，就希望你們能在身邊。

　　他們的第二代

　　除了對父母的愧疚，陳剛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的兒子陳磊(化名)。當年，結婚三天后，陳剛就去了深圳，妻子生完孩子后也趕去做工賺錢，年幼的兒子一直跟著外公外婆生活、讀書，成為留守兒童。

　　由于父母都不在身邊，再加上老一輩對孫子的寵愛，陳磊的學習成績一直不太好，“沒有人能管，老一輩人只顧得別讓孩子凍著、餓著”。

　　父子之間的溝通，僅憑借為數不多的電話，內容也局限在問問考試成績排名等簡單的一問一答上。陳剛只知道兒子迷戀網絡，可是連兒子上網做什么他都不知道，“除了要錢，兒子好像沒有別的話和我說。我是一個不合格的父親”。

　　為了孩子的學習，為了能和孩子一起生活，陳剛不止一次想過把孩子接到深圳讀書，可去打工子弟學校不放心教育質量，到公辦學校又交不起借讀費、贊助費，再加上自己不穩定的工作，終于讓陳剛放棄了。

　　這樣的憂慮，困擾著每一個離鄉在外、家有兒女的農民工。每一對打工者夫妻，都會考慮這么一個現實的問題：孩子怎么辦？跟自己還是跟父母？每個選擇，都意味著同時面對失去些什么東西。

　　2007年除夕夜的央視春晚上，三十個農民工子女質樸而純凈的詩朗誦《心里話》感動全國。打工子弟學校北京市海淀區行知實驗學校李素梅說，這些小演員全部都是該校的農民工子弟，他們的父母有的收廢品、在飯店打工，有的賣菜、開小賣部等。

　　以北京為例，最早的非正規打工子弟學校建立于1993年，5年后就增加到57所。不僅學校數量增加很快，學校的規模擴張也十分迅速。這樣的“自力救濟、自行解決的無奈嘗試”在廣州、上海、武漢、南京等地均陸續出現。

　　2006年下旬，由于手續不正規、校舍存在安全隱患等原因，北京市海淀區教委開始取締30多所非法打工子弟學校。但因教育資源有限，教育部門并沒有下“死命令”要求公辦學校無條件接收，一些流動兒童不得不離開學校。海淀區的打工子弟學校基本是整個北京市的縮影。

　　同年，各地方教育部門陸續開始施行義務教育階段的兩免一補政策，很多農民工又將子女送回了老家讀書，流動兒童又成為了留守兒童。

　　從絕對數量上看，被留在農村老家的留守兒童規模更大。像陳磊這樣的留守兒童，在他們身上，因監護人角色缺位等引發的種種問題，正在一步步顯現。

　　另外一條路

　　由于回鄉創業失敗，2000年初，陳剛不得不再次返回深圳南山打工。

　　之后的三年間，陳剛換了無數個工作，網絡銷售、工業化工、節能電器等，基本都是做銷售。直到2003年，陳剛接觸到了某著名咖啡品牌，成為了該品牌代理公司里的一個小業務員。

　　通過自己的努力，陳剛用了兩年時間，讓這個月銷售額僅有3.2萬元的小公司，攀升到年銷售額達六七十萬元。陳剛自己也因此平步青云，2005年，他成為了該代理公司的營銷總監，被公司派駐東莞成立子公司。曾為找工作發愁的陳剛，也開始招募打工仔了。

　　2004年前后，國內市場物價上漲，表現在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上尤為突出。而那時候的農民工工資較之前幾年并沒有多大變化，進城務工成本越來越高，農民工們帶回家的辛苦錢越來越少。

　　正在招兵買馬的陳剛突然發現，自己在人才市場上打出的招工廣告基本無人問津。后來，陳剛通過新聞才知道，當時，中國首次遭遇了“民工荒”，特別是東莞首次由官方確認民工緊缺。

　　這個沖擊波甚至還影響到了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地區、環渤海地區，并向中西部地區縱深發展，其中尤其以珠三角地區為甚。

　　2005年春節，陳剛乘飛機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兩個弟弟也在這一年返鄉，但不再準備外出打工。

　　從2003年開始，以取消“三提五統”等稅外收費、改革農業稅收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到2004年底，全國農民普遍“減負”超三成，共計減輕農民稅收負擔280億元左右。

　　正是因為這樣，曾在江蘇吳江一家玩具廠做工的陳剛二弟陳立(化名)，聽同鄉說現在家里“棉花、小麥都漲價了，種地劃算了”，于是，在猶豫了一段時間之后，陳立決定回家。

　　未來的融入

　　當民工返鄉種地的圖景在全國各地陸續上演時，陳剛堅持了下來，這樣做只為了自己最初的夢想——創業做老板。

　　2006年，陳剛放棄了副總經理的職位，用積攢下來的錢加盟那家品牌咖啡，成為了該品牌的一個代理公司總經理。

　　從普通業務員一直打拼過來的陳剛，深知一路走來非常不易。

　　當開始“領導”數十人在東莞創業時，陳剛盡自所能為員工創造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并為每一個員工都買了醫療保險。“跑業務其實很辛苦，原來我的領導沒有想到這點，我可不能不替員工想想”。

　　替“陳剛們”想想的，還有“陳剛們”工作過的城市。2005年3月，深圳市勞務工合作醫療試點工作啟動，這種以互助合作形式解決勞務工醫療保障的嘗試，開創了全國先河。

　　但是，在外奔波了近二十年的陳剛，內心深處總有一種“局外人”的感覺，和本地人再怎么交往都會有距離感。盡管他已經買了房子、開上了車子、成為了總經理，已經完全成為一個“廣東人”、一個“城市人”。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永遠都是一個農民”。

　　和陳剛相比，兒子陳磊卻更愿意成為“廣東人”。

　　當陳磊偶爾在暑假時到廣東和父母小住時，他跟著父親和客戶、同事一起飲早茶、燒香。對這一切，陳磊充滿了新鮮感，毫不排斥。

　　如今，陳磊已經當兵一年多。對于兒子的未來，陳剛有自己的計劃：陳磊退伍后先讓他在外面打工一年，體會自己曾經歷過的辛酸苦辣，然后再讓他回到公司，從一個最底層的業務員做起，慢慢熟悉公司的運作、業務員的培養、客戶的維護和廠家關系的處理等，等陳磊處理問題成熟后，自己把公司交給兒子，再退休回四川老家。

　　這一整套計劃，陳剛并沒有告訴兒子。“我們上世紀60年代生人還是想要落葉歸根，這個他還不懂。不過，像他這樣的年輕人都是喜歡在外面的。”一直在細細觀察兒子的陳剛很相信自己的計劃，“兒子喜歡這里，我想他不會拒絕的”。

　　不管陳剛是不是計劃，當“陳磊們”長大后，他們注定會進入父輩們適應多年、拓展多年的城市，他們的故事也注定會與父輩不同。